天下徽商

郗延红

       对于“无徽不成镇”的明清徽州而言，地方史志文献所称“徽民寄命于商”的徽商这个概念起码涵概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历史上出现的一种打上地域印记的社会经济现象，其二是指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包括单个的徽州商人和群体的徽籍商帮集团。徽商源萌于东晋、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民初，其兴起初始多活动于徽州本土，尔后则拓展到以外地为主的区域空间因而变得更加突出，它作为一支强劲商旅在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史上曾经繁盛达及三四百年之久，的确值得一书。  

                     一、徽商的商行天下与经营行业    

（一）徽商形成的条件

徽商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从客观上看，它首先缘因于往昔徽州人所赖以存活的本地自然环境的压力使然。众所周知，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周围环绕着崇山峻岭，“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山间谷地和盆地较少，田亩面积有限，且大多耕地土质贫瘠，诚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所剖析：“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瀵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山峭水击，滨河被冲啮者，即废为沙碛，不复成田。”况且以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和石英砂岩为主的山地坡度陡峻、坡积较薄，也大大限制了徽州人向山开垦要田的可能性。由于“计岁入不足供三月之食”，而人们所需粮食便“仰四方之给”。与此同时，人口的增多却出现了数次高潮——东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南宋靖康之变的发生，均导致北方中原人士纷纷大举迁居徽州，由是人口陡增，从隋末（608年）的6164户增到唐天宝时（742年）的38320户，又从南宋乾道年间（1172 年）的122014户增到元代至正末年（1367年）的157471户，到清朝康熙年间（1690年）则多达217152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迫使徽州人走出山区，向外展拓生存空间，“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再说由于土地有限，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几乎不可能，而致富的欲望吸引了一些人步入经商之途。况且“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                                        

其次，徽商的产生依赖于徽州天然物产的丰饶与境内水系的发达。此地不仅杉茶竹瓷品质俱佳，尚且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及漆器等手工制品工艺精良，更具特色，这些徽州特产在国内有着广阔的市场，正所谓“民物繁伙，有漆槠杉林之饶，富商巨贾多往，”徽州不少商人最初就是从贩运本地特产售卖出去同时又将本地所需要的粮盐丝等物品从外地输入进来而起步的。这些内外互通的商道多半离不开便捷的水路交通。在徽州，新安江是其境内最大的水系，沿江东下可入富春江与钱塘江直达杭州，新安江上的众条支流如横江、率水、练江、渐江、丰乐河皆可通舟楫，另外绩溪县境内的徽溪、乳溪顺流而下可达江南，西部婺水下注长江，祁门县的阊江则可入鄱阳湖，从而使该地“上接闽广，下连苏杭，行旅舟楫，往来络绎。”正是如此，便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由于重峦叠嶂给徽州商业贸易所造成的极大障碍，从而为徽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再次，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还有社会历史因素。除了魏晋时期因大批世居中原的世族豪强为躲避战乱纷纷携宗族带部曲南迁，导致徽州人多地少的突出矛盾，为谋生计考虑，迫使许多徽州人外出经商。另外，自东吴起，加上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诸王朝都定都建康（又称建业，今南京），它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整个江南地区物质需求因此激增，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尤其宋室靖康南渡都奠临安（今杭州）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全国经济重心真正南移，江南地区尽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社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也给各地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于是徽州人从商业贾的现象比以前渐渐多了起来，且成就了一派大气候。

         从主观上看，徽商的崛起乃在于徽州人思变精神和重商理念所蕴藏的内在力量的驱动作用。众所周知，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所奉行的传统经济国策，历朝历代均视商业为末业，视商人为贱民，而明清时期的徽州人则敢于打破世俗观念，冲破陈规偏见，独具觉醒思变之胆识与精神，能得风气之先，选择尚且特别看重作为第一等生业的商业贸易。在昔时徽州人尤其是徽商们看来，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者“异术而同志”（休商汪弘语），均是人们治生达志的手段和施展才华成就事业的舞台，“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休商汪尚宁语）即是说商并不负于士农工，读书做官求取功名固然能够光宗耀祖，而经商发财垂裕后昆也能实现人生价值，有鉴于“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与其皓首穷经去求那不可知之道当那种“庸腐生”，还不如“殊可自振”，“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其志，期无忝所生而已。”再说“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为？既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于是乎，“民鲜力田，而多货殖”，从商如鹜，远逾他邑。对此，诗人笔下就有精彩的描述：“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风气渐成习，持筹偏（遍）九州。”

       （二）徽商的资本来源

搞贸易做买卖须得有本钱，而徽商资本究竟来源于何处？举凡有如下几类情况：

一是勤俭攒资。近世绩溪籍文化巨擘胡适曾说：“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在于有些徽商说来，唯有勤苦创业，方能节约成本，积钱攒资。譬如明代休商金文海少贫，既冠，得少资，经营其伯叔的一家濒临倒闭的商号，“于是以勤持己，以俭率诸人，以和联来相贸易者。历气作力，资遂日起。”祁商张元涣“始末来游吴，篚厥绮纨，通于豫章；惟勤惟俭，是勉是师，遂赀雄旅辈。”明代休商汪岩福“务为节约，与家人同艰苦，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脱粟之饭，身自甘之。”

 二是劳动积资。有的徽商主要靠自己勤劳俭用铢积寸累而获取经商资本的，譬如歙商鲍志道最初因家贫就于十一岁时背井离乡去江西鄱阳跟他人学会计，到二十岁时转赴江苏扬州给一位盐商当伙计，力助该盐商家业大起，他本人也因此获酬增多，后来他就用集腋成裘积攒起来的钱财充作本钱独自经商，逐渐兴业发迹，摇身变成了扬州甚至江南都出了名的大盐商。又如婺商汪光球“初家贫，习缝工，嗣业木苏州。”实际上徽州人最初多半是以本地丰富的天然物产，以开发起来的山林资源，以自己的劳动积累，投入流通领域而获得经商资本的。

    三是遗产充资。一些谱牒曾记载有的人家本是世家大族，素饶资财，他们便将继承的遗产直接转变成经商资本。如歙商黄绍“家世饶于财”，二十岁时即携资前往淮泗齐鲁间操起商贾行当；再有歙商汪次公（名不详）“家拥素封”，而且其岳丈家也是当地一户首富，他就凭借家中丰厚的财产从事高利贷，旋成富商。还有明代汪延寿“为买卖少本……今自情原将前号父拨还田一半转卖与户内弟汪锦名下为业。”又有婺商李魁当初就靠变卖家中唯一的一间卧室得到十两银子前往南京而渐渐经商致富的。

    四是嫁妆变资。对于大多数家底薄浅的人家来说，此乃常见的一种获取经商资本的办法。如休商汪应亨之妻金氏“装资故饶，悉佐公贾，而身椎布操作。”另有明初歙商吴烈夫正是由于“挟妻簌奁以服贾”，以致累金巨万，拓产数顷。还有歙县大盐商程嗣功曾将自己的七子一女分别与棠樾鲍氏、竦塘黄氏、西溪南吴氏、潜口汪氏、上理殷氏、岩寺镇方氏、洪源吴氏、等徽商大族结为亲家，以此增强徽商的资本势力。

        五是亲友助资。有如歙县莘墟村的某人只因家贫便赴扬州投靠亲戚，“戚属各助以赀，置质库中”，取出充当经商本钱，一年以后获利甚丰，后改行业盐，终成一大盐商。另有歙人郑铎善贾而无资本，其嫂许氏就将自己的嫁妆拿出变卖，助其经商，他后来“贾于荆扬间，业大振。”

        六是合伙出资。每当个人的力量与资金不足时，众人合资就形成了共同资本。如明朝嘉靖时休商程锁就是“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而获得成功的。又如婺商王悠炽伙同“房叔、房弟某三合伙经商，各移五百金为赀本。”

        七是举贷获资。譬如婺商李土葆“家故贫，弱冠佣工芜湖，备尽辛劳。中年贷本经商，家道隆起。”又如歙县某商“正德某年以贫故，携弱息贷富翁白金若干，贩盐来旌德。”对此现象，清康熙朝《徽州府志》曾载言：“（徽人）虽挟赀行贾，实非己赀，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息。但以运赀于其手，则俨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赀也。”可见，这种举贷，息率虽有低有高，但高者居多，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惠贷殊例，如歙县许氏“九族贾而贫者多惠贷，不望其息。”

        八是取信得资。即是说因为勤谨笃厚又精明能干而取信于一些拥有一定财力却苦无经商能力者的委托或援助便得到经商本钱，如歙县济阳江国政“业贾淮阴，新友见公谨厚，附本数千金于公……”又如婺商汪光球“勤慎笃实，人多贷以赀本，经营数年，渐丰裕。”另如明末歙商吴珮之妻汪氏在丈夫死后“举处士遗金授能者，任转毂，居数岁，累白金。”可见，诚信的良好品德竟也能够招引来他人的投资。

        九是典当换资。徽州的典当商人往往与木商、粮商、棉布丝商联手，“开典囤米，贸丝开车，”使典商、囤户，坐享厚利。”这类资本的获取和累积则多用之于做更大宗的生意，赚更大把的钱财。

        十是贿官套资。也有某些徽商通过结交官宦吏僚以达到套取`挪用官方款项的目的。如“罗小华，故徽州人，有才慧，因为世蕃（严嵩之子）之幕客，入制敕房，为中书。凡通贿皆属其道地，以致其富，后亦同严籍没。”《清实录》也曾记载有雍乾时河道总督白钟山如何让朝廷库银流入徽商程政中及汪绍衣之手从而被用作经商获利的案例。

        （三）徽商经营的行业

从徽商所染指的行业来看，可谓相当广泛，只要有利可图，则几乎是“其货无所不居”，有史料载云：“猗顿之盐，乌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多新安人也。”

        徽商营业面甚广，然其以何为主业呢？“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歙人汪道昆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筴者最豪。”徽人业盐始于宋元，明代中叶兴盛起来，特别是明朝政府推行“开中折色法”后，徽人大肆进入两淮业盐，“邑中以盐筴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有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民国《歙县志》“风土”篇载道：“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如歙人黄晟“营盐业于扬州，与兄弟四人，有四大元宝之目。”而清朝乾隆时歙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辈均为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尤其是江春当两淮总商前后达四十余年，富可敌国，他多次率领众商人捐资助赈、助饷。乾隆皇帝每次下江南，江春都铺张接驾，“以布衣上交天子。”清廷最高当局对他也屡赐赏宴，优礼有加并授以布政使之衔，有一回还特拨帑银30万两，以供他资金周转之用，足见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

        徽商中的茶商仅次于盐商，且介入商业的年代来看还先于盐商，况且从业者尤众。唐代歙州司马张途曾记云：“邑山多而田少……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贸他郡者，摩肩接踵而至。”歙、婺、祁等地产茶多，均为物产中的大宗，“歙之巨业盐商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丰，”实际上徽州人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了茶号，一如清代乾隆时仅北京就有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可见徽州茶商在不少地方已经颇成气候。

        至于徽商倚赖本土盛产木材而开始经营木业则为时亦在南宋以前，有罗愿的《新安志》载言为据：“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一般每年冬季徽州木商们便雇人砍伐树木，侯至五六月份梅雨时节河水泛涨之际，放木排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从经营情况来看，徽州木商最初多以邑中木材运出外销，后来渐拓广至赣、鄂、川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操此行当。对于徽州木商而言，经营木业虽说利大但同时本大`风险亦最大。所以在经营中，徽商们不仅有行商，还开设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创建于清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其参加者就达五六百人之多，借以抵御不可预测的经营风险，保护成员们的利益。

        典当业作为徽商主业之一则是崛起于明代，它又称质库业，主要采取放债形式来牟利，有史料记载：“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十三家。”在江苏扬州`山东临清`两湖之平湖等地，多为新安人氏操持典当。而徽州典当强调薄利多销，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也很强。如休宁人程长公在江苏溧水“居息市中，终出不过什一，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予，平价囤积之。明年大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在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

        除上述主要行业外，徽商还经营着粮、布、瓷、书、丝、棉、药、扇、纸墨笔砚文房四宝、金石虫鸟、饮食旅馆等等，尚且各业往往交叉进行，有的一人还兼操数业。可见，徽商当年染指了经济生活的众多方面，并在那广阔的商业舞台上施展才华竞比风流，上演了一出出惊天动地的从商活剧来。

二．徽商的广泛影响与活动特点  

 （一）徽商的广泛影响

徽商在历史上活动为时长久，涉地广阔，影响甚大。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驱使徽州“贾人几遍天下”，故自明朝嘉靖万历时就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谚（意即苏州的洞庭山人和徽州人都是业贾经商的好手能人）流传民间。对此《歙县志》曾载：“（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六七，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像京畿申沪都会重地，皆有徽州商人云集商贸侨居，还在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而“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趋，宣歙人尤多”。当然，徽商又把足迹踏到了许多孤村僻壤和山陬海隅乃至偏远的周边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前述明代歙商许尚质走吴门行江南、往来荆湖又贾居西蜀，再涉足夜郎、牂牁、邛笮之境即为事例。另一位歙商吴尚泽“寄兴幽胜，其长曰珽，尤警敏。西行入关辅，走沂陇，历燕代，还而转鹾北海上。”婺源一位俞姓商人“同兄服贾于外。为孝养计，兄贸金陵，身劳苗楚洞箐间，不避艰苦。”这便是徽骆驼精神的深刻写照。

倘若再追索考察一下徽商走出去的行迹路线，还能进一步看出徽商主要活动区域和影响程度。徽商“往外一丢”的一条最主要的商路应是向东及东南“陆辇水航”赴苏浙沪商品经济繁荣地带，明清徽州人总是把这些地方视作理想的发展之所在，纷纷呼亲唤友接踵而至从事各类贸易生涯，久而久之便逐步操纵着所在经营地的许多重要商业部门以至执其牛耳，造成“无徽不成镇”的气势和局面。一批又一批走出山门的徽商就由新安江而下至富春江和钱塘江，络绎不绝地赴杭州等地业贾行商，由于长之以往人气旺盛，竟至在钱塘江畔徽人弃舟登岸处，人们称之为“徽州塘”，而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也被称作“小江村”，在杭州，徽州木商颇成气候，更有经营钱庄等的绩溪籍“红顶商人”胡雪岩、黟籍商人剪刀大王张小泉等辈名噪一时。此外，徽州的木商、粮商、典当商、丝绸商在南京势力很大，徽州的盐商在两淮盐业的经营中心扬州则亦商亦官，把持盐利，手眼通天，受盐商支持的典当业也被徽州人垄断起来摆弄得相当红火。在明末扬州的商界，客籍商人几占九五成，其中徽人居大多数，故此民国时人陈去病在《五石脂》里断论云：“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在苏州的米布茶木及丝绸与颜料等行业中，徽商也都举足轻重，特别是有色布，徽商所产青蓝布运销全国。再据明人李绍文所撰《云间杂识》记述：“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行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即上海松江县）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反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几句讥讽简语将一贪官嘴脸刻划得入木三分，同时也形象地反映出徽商在彼时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量。

徽商走出去的另一条重要商运路线则是横贯东西的长江黄金水道，他们一般择取地处吴头楚尾的芜湖及皖西重镇安庆等地转贾他方，上下穿梭于大江沿线，奔走在吴越楚川之间，“吾徽之人不讳贾，以故豪长者多游于吴越荆襄间”，徽商们多以吴越的盐棉布丝织品日用杂货等运销川楚，又以川楚盛产的木粮生漆桐油等运销到吴越，乐此者众，牟利甚大，有的还由长江各支流北上陕豫甘，南走滇黔桂，而在长江干流地带的大小城镇多有徽商立足称雄者，如芜湖的米木盐茶典布各行业商务几乎被徽商全部操纵着，清代已成“天下四聚”之势且号称“九省通衢”的湖北汉口其盐典米木布药材六大行业皆由徽商所控制，汉口江边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以及当地还建有豪华气派的新安会馆，又如湖北的黄梅与黄陂二县分别是“开张百货，通盐利，又皆三吴徽歙之人”，“城内半徽民”。由此可以窥见徽商的财势之雄大。

沿着纵贯南北大运河北上贸易也是徽商走出去的一条重要商路，他们由此往来于晋冀鲁豫乃至京津业贾者甚众，有些徽商还经华北远赴辽东和陕甘等地做着买卖。地近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的苏北淮安“布帛盐鹾诸利薮，则晋徽侨寓者负之而趋矣”。徽商在地处运河咽喉的山东临清最为活跃，光是典当质铺就开有百余家。徽商们到京城也开起更多的当铺、银楼、布店、茶行、茶店，仅小茶店就达数千家。明朝末年徽商汪应选行贾远走，“足迹遍蓟门、辽左。”另有徽商程次公率其子弟“转毂于河西”，周广“遨游大同、甘肃，输边为巨商”。

西出赣湘先取道长江，再由赣江逆流而上，然后翻越大庾岭往南赴粤则又是徽商走出去的一条行商路线，江西省的饶州（今波阳市）就是当时徽商西出贸易的中转处，徽商在该地的彭家埠购地建房以作停泊货物船只之专所，亦即由景德镇等地转运到彭家埠，再自长江鄱阳湖折入赣江，扬帆向南直抵大瘐岭下。于是在赣州、南康、南雄等地络绎不绝地来往奔走着替徽商盘运货物的挑夫。徽商们多从该径将内地货物如茶叶、瓷器、丝绸品、药材等辗转运到广州并销往海外，又将外洋进口货物运销内地。明朝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道副使汪柏还曾把广州、徽州、泉州等地的商人组织起来，建立“客纲客纪”，藉以管制对外贸易，足见徽商在南国广州等地已经相当活跃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徽商还有由粤闽扬帆入海，将生意从大陆做到海外去，或为个体之举，或是帮伙集团行为，如明朝徽商程汝概“尝涉齐鲁燕赵之郊，其后逾瓯越至闽海，历漳泉，与番舶贸货而还。”又有歙人许谷“贩缯航海，而贾岛中，赢利百倍。”所以《闽书》记云：“（福建）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明朝嘉靖时“闽广徽浙”的商人侨寓日本者已达数千，而有明一代在东南沿海就曾活跃过头目均为歙人的几大徽帮海商集团，如许氏家族集团、汪直海商集团、徐海海商集团等，他们一时啸聚海岛，贸于海外，尤其汪直年轻时与邑人徐惟学等人做过盐商，后与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人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绵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等国，往来互市。”他早先出海曾得到许氏海商集团中的老乡许栋的帮助，入得其伙并深受许栋的赏识和重用，先后出任管库、管哨，掌理商务且兼理军事，其后许栋海商集团被朱纨击溃，残部公推汪直为舶主重整旗鼓，新成团伙，渐而人多势众，鼎盛时拥有过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船舰百余艘，先后在日本的平户、浙东舟山烈港及日本萨摩州的淞浦津等地建立贸易基地，称过净海王、徽王，曾两度在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并向明朝政府连连提出开放海禁以便通商互市的请求，未果，于是与朝廷派遣来攻打的军队（如明将俞大猷、参将许国、李逢时等统帅）交过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嘉靖海乱”，后来浙江总督胡宗宪以物利引诱和军事恫吓双管齐下，扣住汪母及妻儿做人质，用计诱执汪直于总督府，转而押入按察司监狱囚身近两年，终被嘉靖皇帝下诏问斩行刑于杭州官港口法场，该海商集团由是势衰垂败。无孔不入的商人“徽骆驼”一度还曾成了“徽蛟龙”，可见徽商当时在内陆及海外的影响之大。

当然徽商的影响除体现在空间区域外，还作用于经济文化生活及民风等社会领域，徽商的存在与否关乎某个地方或市镇的兴衰荣萎。江苏灌南县地濒盐河，徽商程鹏等出重金买下该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沿用至今，还有江苏的外岗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棉布），遂名钱鸣塘市”，足见徽商势力的影响之甚。明万历朝〈嘉定县志〉记载罗店镇“在县治东一十八里……今徽商辏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而明天启〈平湖县志〉记载浙江平湖新带市“饶鱼米花布之属，徽商骈至，贯铿纷贸，出纳颇盛。”徽商中经营棉布、木材的一些店号商家在上海县城及松江府城等地开设的规模都很大，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棉纺织业与造船业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尚且徽州盐商和典商也十分活跃，对于当地经济繁荣的刺激作用也相当明显。同时徽商云集在全国许多城镇中纷纷开店设铺，拓街建房，造亭楼、建园林、置会馆、辟码头，又直接推动了那里的市镇建设与发展。如武汉三镇的汉口由一块无人栖居的芦洲到明末崛起成一座初具规模的市镇进而到清康乾时发展成“吴楚贸易”重镇，就有赖于徽商之力。明清鼎盛时期的徽商在汉口业贾者特多，影响也颇大，至少在康熙年间就有徽商在那里建起“新安会馆”，专祀徽国文公，栋宇宏敞。渐而渐之，此地又形成了“新安巷”，甚至还有歙商许登瀛开辟了新安码头以便坐贾行商之出入，兼建起一座“奎星楼”，成为汉口的一处巨观。许氏“更收买附近会馆房屋基地造数十栋，以为同乡往来居止；并设经学延师儒以为同乡子弟旅邸肆业之所”。再如祁门富商汪琼于明朝正德年间曾捐资治理苏州阊门外的河道以便交通，清乾隆十三年又有8家布商（其中6 家是徽商）捐资修复因遭火灾而倾坏的阊门外越运河的渡僧桥。还有扬州的园林多为徽人所建，淮安河下的园亭，据李元庚记有65 例，仅徽商程氏所建者就占约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徽商也热心于文教事业，乐意慷慨解囊在商住地及故土家乡兴办书院、建构书楼、蓄养戏班、刊印图书、立建诗社、举办文会等，从而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进步。歙商鲍廷博寓居浙江乌青镇，建有藏书楼并校刻《知不足斋丛书》30集；休商程元利“贾于嘉定……与吴人俞仲蔚善，仲蔚死，不惜重资梓其遗稿千余篇，免使泯没。”再如“程鱼门晋芳，新安大族也。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鱼门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藏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由于徽商在众多商住地形成一定气候，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还在某种程度上对当地的习俗生成变化产生影响。如在南京，“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合城士庶往观”。而在两淮，清乾隆时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说：“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情逆理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当地人“尤而效之”。徽商之于不少市镇而言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如位于嘉定县城南二十四里的南翔镇在明万历年间曾经有过他处难望其项背的兴旺景象，正是因为“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可是后来徽商由于“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再者，清初江苏盛泽镇   “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都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到清中期“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之减色矣。”再降至清咸丰时遭逢兵燹之灾，“商旅裹足，机户失业，麋集于市，”更是一派萧条。由此可见该镇纺织业一度发达或沉寂均有赖“商客之盛衰”，这样“无徽不成镇（市）”的民谚又获得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脚注。

        （二）徽商的活动特点    

徽商得以在宋元明清时崛起称雄，乃是与徽商独具打上时代烙印的鲜明特点分不开的。略加分析一下，起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便构成了徽商的较为突出的特点：

        重厚利、逐高名。经商逐利，天经地义，于是哪一种东西值钱赚头大就去捣弄那种东西，自然是众多徽商的本能反应，这从徽商习业的重头戏即盐茶木典上集中地体现了出来。盐、茶关乎民生国计，素为封建国家控制的专卖商品不仅利润丰厚，而且是一种权势化的象征，因而谋求逐之者从流如鹜。尤其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而故乡本土盛产茶叶，便就为徽商行销四方谋取商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与优势条件。木材虽为非专卖商品，但用途广泛，亦有利可图，特别是当朝廷或官府大举兴造宫室或官庙时，一些材质优良的粗大木料就被派上用场，而且往往还需求量大，这时便有一些买办性的木商领有官资，替官家采办，由此亦易致巨富。再者作为财力雄厚的徽商多善于经营的一种以物品作抵押的高利贷活动——典当业同样是一个利好的商业领域，当时由徽州人开设的典铺遍及全国，尤其江浙地区特多，如南京、扬州、泰兴、常熟、镇洋、金坛、上海、嘉兴、秀水、平湖等地的典当业几乎全都操控在徽人之手，同时徽州典商在北方各地也十分活跃。除了盐茶木典外，徽州商人经营角逐的厚利商品则还有棉布`丝绸和生丝等项，譬如在明朝经营布帛的赢利相当可观，仅次于盐项，所以歙人汪道昆断言称：“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

徽商在赚钱获利之后，还肯通过采取大量乐善好施的德行义举来彰显名声，所以小则出资修祠堂、铺道路、造桥梁、建书院、兴文教、捐献族田义田、救济贫困族众，大则助饷赈灾、为国捐输等均在所不辞。如两淮盐商自清康熙十年至嘉庆年间，前后百余年中共捐输财物计有银3900多万两、米2万多石、谷近33万石，还有仅从嘉庆四年到八年的不足四年中，他们又连续六次捐输助饷银达700万两，这其中多为徽州盐商，突出的有歙商吴养春、汪应庚、鲍志道、鲍淑芳、江春等辈竞相攀比、各个都出手不凡，这其中不排除有摆阔显势、抬高声价的意味，然而同时也蕴含着借壮大名望来营创商业品牌以图拓展业务去谋取更多利润的成分。这或许就成了徽商经营特点之一。

重宗谊、固帮势。  明嘉靖朝《徽州府志》载云：“家乡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  秩然有序。”应该看到这种非常强大的宗族势力所具有的能量和影响甚于他邑，在聚居本地一般都以本宗族的根本利益至上原则为归依，通过建宗祠修族谱等来强化宗族认同以期尊祖、敬宗、收族，而那些徽商也往往将此意识用于商业经营活动之中，实行家族式管理和控制。如歙商程廷桂“随父侧奔驰江广，佑理经营，父殁后，克绍箕裘，友爱诸弟。总理玉山栈事，增至田产；兰邑油业命二弟廷柏公督任之；命三弟廷梓公坐守杭州，分销售货；命四弟廷桓公往来江汉，贸迁有无。”非但重宗义，尚且徽商外出经营聚居者还通过广兴会馆、义庄或成立同乡会等重乡谊，强化乡里乡亲意识，并起力抱成团，互携相帮，如此同心对外共展鸿图，一旦遇事，亦可“一人争之，一家争之，一族争之，并通国之人争之，不直不已。”徽州商人尤其是那些徽州商帮便大都倚仗这种由宗亲和乡谊作为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强大势力做依托与后盾，不断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腾挪舒展，打造就兴旺红火的一方商业新天地。

重官力、谋垄断。在中国，传统社会那种封建专制皇权下的政治势力是异常强大的，而徽商不少就看重这股官方力量的独特社会功用，也总是想方设法地与之搞攀附套近乎，意图无非是营造一种有利于己的良好氛围，增强综合商业竞争力。一般来说，找寻到官方势力作靠山，可以获得政治庇护和较好的政策环境，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歙县盐商鲍绍翔平常跟江山县地方官宦交谊甚密，当他业盐致富后，“顾人多忌之，辄藉端欺凌，争讼不休者凡数家”，然而这几场官司终未输去。对此，两淮盐差李煦在给清康熙皇帝的一条奏折里讲得非常透彻：“商家原属懦弱，平居安保无事，设遇家庭交际之间偶有小嫌，一经衙门，必致借端勒诈，不得不预为之计，以勉应其求也。”至于乡里族人中或有入仕当官那自然更是要维护着徽商的利益了。比如婺源人汪大受“嘉靖己丑进士，选庶吉士，改工部主事，榷税杭州关，开贴沙河以便商，商人祠之。”而对于“以布衣上交天子”的徽商江春而言，能够享受到的优裕就更加明显了，连乾隆皇帝都曾有过面谕：“江广达老成，可与咨商。”正因有官方势力的支持，许多徽商才获得盐茶等专卖商品的垄断经营权，从而赢得高回报率的商业利润。

重儒行、讲商德。   明朝歙人汪道昆曾载言：“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徽商们“贾而好儒”，重儒行，追求儒商的高尚境界。譬如休宁人金鼎和“躬虽服贾，精治经史，有儒者风”。另有汪坦“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其遇物也咸率其直而济之以文雅，此其商而儒者欤！”还有歙县商人许晴川“五子咸延名师以训，故今进而为儒，若闻义者，以文名等辈；退为商，若闻诗、闻礼、闻韶、闻善，奋迹江湖，亦循循雅饰若儒生。”歙人黄长寿“以儒术饰贾事，远近慕悦，不数年赀大起。”徽商的重儒行，一则遵依儒教的伦理道德来从事商业活动，诸如以诚待人、以物接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等正是商德的体现，二则运用儒者的文化知识来提高经营艺术。休商汪玎“交易以公道自恃……罔道弗干，罔利弗取，恂恂然贞诸度，无远近莫不喜道其德。”歙商许宪对此深信不疑：“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故“其经商也，湖海仰德。”他出入江淮间，而资益积。又有黄镛少时“绩学业举，志存经世”，弃儒救商后“克洞于天人盈虚之数，，进退存亡之道”，“赀大丰裕”。而休宁人汪叔义在族人眼里是位儒士，他经商“握奇赢，拮握不遑，发无不中，动无不获，计然之术，孰有过于此者。”还有绩溪人章策“喜先儒语录，取其识量大过人者”，他“精管（仲）刘（晏）术，所亿辄中，家日以裕。”

重教育、强后劲。   明代歙县盐商鲍柏庭尝曰：“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赀财何益乎！”可见徽商对教育的关切是深刻而着实的，所形成的共识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或者延请名师以课子弟，加强培养；或者捐赀献田以助学，兴办私塾、族学、社学、书院、文会乃至县学、府学，以至促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或者重学徒习业，强化职前培训……正因重视教育，不仅直接造就了徽商儒贾这个文化底蕴深厚且文化及综合素质高强的商帮群体，而且还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才，这些都使徽商在几百年中保持着竞争优胜的后续劲儿。这可谓是徽商高明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所有特点中最根本的特点。

                                三.徽商成功与衰落的原因 

（一）徽商成功的因素

徽州自古流传有一句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而对于那些被“丢”到外地去的徽州人（其中大多为商人）来讲，经商成功而致富者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依据部分文字记载，查得徽州一府六县历代（宋元明清）有名有姓的商人近达千数，其中可忝列巨富者有230多位，尤以盐商、典当商人为多，总体情况是“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再就这“什家而三”的业贾“赢者”而言，欲数风流人物，还看祝确、鲍廷博、鲍志道、鲍淑芳、汪应庚、江春、胡贯三、马曰璐、马曰琯、胡雪岩、李宗煝等徽商巨贾中的称雄翘楚。综观徽商们煌煌烈烈的业绩之取得可知，他们一般都靠着走贩、囤积、放债、垄断等多种经营方式而获利致富，其中成功的因素大致有：

第一.刷新观念、敢为人先。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国策造成了一种固农本舍商末的所谓正统观念，“士农工商”四民序位就是如此排列的。然而“吾徽之人不讳贾，以故豪长者多游于吴越荆襄间。”存在决定意识，由于“新都业贾者什七八”，“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客观现实，使得徽州人冲破了世俗成见的樊篱，生成了切合时代要求的崭新观念。在徽州人特别是徽商看来，士农工商都是为人治生达志的手段，本无本末贵贱之分，业贾不仅不负于农耕且有胜于农耕，同时，经商也可与从仕并重，正如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所云，就认这个理。商与士“异术而同志”，“贾何后于士哉？……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所以明代歙人汪道昆说过：“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不过，徽商真实的价值观念应是既重贾又重儒，贾儒并重而更重儒。他们坚信，业贾行商不但是治好生计以垂裕后昆之途，而且是举业达志的一种人生追求，就在这样的理念驱动下，一批又一批的“徽骆驼”便毅然走出山门，闯荡天下，敢为人先，从而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                    

第二.接承时运、尽占商机。  魏晋以降，大批中原人士为躲避北方战乱而纷纷举家数度南迁，江南由是有了日益充分的开发，我国的经济重心也随之逐渐南移，特别是南宋建都浙江临安直把杭州作汴州，加之朱元璋又曾定都南京，从而带来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经济开始充分活跃起来。徽州地处皖南，紧靠杭州和南京，承接着时代大潮的冲刷与历史命运的择定。新王朝都城的建立，使得皇家王室、官宦士绅甚或街肆商户等皆大兴土木，广造楼宇亭台，广建房屋居舍，广备器具物品等，所有这些都需用大量的竹木漆原料，需供大量的纸墨笔砚瓷等，而这些又恰恰都是徽州的特产或名产，于是继前朝移民入徽之后，徽州人有幸又赢得并牢牢把握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占尽绝好的商机，大做生意，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和徽商的成功。         

第三.勤俭节约、吃苦耐劳。遍察凡人之事，大多创业艰难，其道坎坷，徽商自然亦不例外。而殊可敬佩的是，他们大都重勤俭节约，能吃苦耐劳，由是治生、发家，有的致富后仍能勤俭自律，及至后代依然注意以勤俭守业，他们深谙“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又能体味出“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的人生哲理，于是往往训诫子孙后裔“二字箴言惟勤惟俭”。对此，前头列有史实说明，此处再举事例佐证：譬如婺商李某因生活所迫弃儒从商，“时江湾江氏以贩木起家，公与之闻事，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各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饶。既饶矣，而公之拮据无减贫时，其食粝衣苴，一窭人子不若也。所居庐极卑隘，后指繁不能客，然终不兴造。常服一布衣，历十余年如新，人有以身帖之者，则频拭之，恐污腻也。云履一双，客至，穿以见，去则阁之，其俭率如此。”还有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百万，然其妻妇儿女，尚勤中馈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   绩溪商人章必芳“增资累万，勤俭不改其初。”说到吃苦耐劳，徽商亦可谓精神可嘉，他们长途跋涉于外，“水航陆辇，山负海涵，转贸而行四方，名都会衢，诰穰巨丽，下至绝陬遐聚，险昧幽阻，足殆遍焉。”他们“走吴、越、蜀、闽、粤、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商之地海内无不至”。譬如明代嘉靖时歙商许尚质“负担东走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遂西入蜀。翁既居蜀，数往来荆湖，又西涉夜郎、牂牁、邛笮之境。”致富后归歙故里，“乃犹日竞竞力作，采山灌园，莳瓜芽，树黎栗，并亲诸仆妾事，无少倦。”   又云他“归既富厚，犹竞竞力作，衣蔽食蔬，强步五六十里，如其贫时”，晚年常“见论其平生艰难辛苦状，勒石堂右，以语子孙，大都筋力纤啬之事，而要归于礼义。”

          第四.勇于开拓、奋发图强。徽州山多地少，土瘠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穷困恶劣的客观生存环境迫使人们思谋生路，而徽州人也大多不甘受天命安排，而是昂然奋争，眼光向外，走出山门，勇于开拓，敢闯天下谋创事业，“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对此，明代歙人张瀚曾表白道：“丈夫弧矢有志，宁能俯首爨下，郁郁此一方乎！”于是他“移居濑水，修故业而息之，赀日以饶，如是者十余年。”另有歙人许尚质也心存高远：“丈夫不能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以欢亲心，乃独固守穷巷，坐取困辱，非计之得也。”可见，唯有勇于开拓`奋发图强，才使得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抒写就“无徽不成镇”的商业历史辉煌篇章。

       第五.锐意进取、百折不挠。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战场上是如此，商场上亦往往是这样。歙商江遂志幼知母苦，默负奇志，少时即弃产走北地，艰辛营业，行义为人，后竟遭诬税铛，尽没其囊，又舟覆，一无所有，赤手来里中。然而他不为其所挫，再次弃产走豫章，至彭蠡，又遭大风坏舟，仅以身免，徒手来归，还不甘失败，年届五十余岁时又一次“乃作焚舟计，尽弃其产往来金陵淮扬诸盐筴地，用是起家。”正是靠着这种“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坚强意志，凭着这种执着追求的精神与干劲，不怕挫败`锐意进取、百折不挠，才使众多徽商纷纷步入成功之道。

        第六.崇尚诚信、熟谙商道。在深受程朱理学浸润、素称“东南邹鲁”的徽州乡邦，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因而贾儒结合（或先儒后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的一大鲜明特点，他们重视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对待自身的为人与做事，主张以义为利，深切体验到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要待人诚信，“忠诚立质”，凭信经商，谋利积德。譬如歙商佘文义“家素贫，弱冠行贾，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往往信人之诳，而利反三倍。”休商张洲“挟资游禹航，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对此，歙商吴南坡感悟道：“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显然这种商业信用换来了令人倾羡的效应与好报，“久之，四方争趋坡公。每入市，视封识为公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长短。”还有另一位歙商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人之适市有不愿之他而愿之公者，亦信义服人之一端也。”再说《沙溪集略》曾有记述，徽商凌晋“与市人贸易，黠贩或蒙混其数以多取之，不屑屑较也；或伪与少与，觉则必如其数以偿焉。然生计于是益殖。”在于这类徽商看来，讲诚实信用乃是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商业道德，“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  方可取信于人，求达财源滚滚而来、人品修养完善的效果。

第七.因时制宜、取予得利。凡做生意须先得审明时宜、度清形势，察识行情、捕捉商机，因市取予、利可得矣。明朝歙商江才就曾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所以他“北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另一位歙商潘侃也认为“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如歙商程季公、休商汪心如及孙从理等正是这一方面的行家良贾。程季公经商之前“东出吴会尽凇江，遵走淮扬，北抵幽蓟”，实地考察一番，掌握到“万货之情”，然后适宜举措，“东吴饶木棉，则用布；淮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吾郡瘠薄，则用子钱，”于是“加故业数倍”。汪心如同样是位经商好手，他“东抵东粤，北走燕京，凡征歉物转之必盈之，征贱物转之必贵之，所至操奇有声。”孙从理“释儒代贾……修故业而息之，什一取赢，矜取予，必以道，以质及门者踵相及，趋之也如从流。”可见，不少徽商“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似此知己知彼，终多能够百商不败。对此，由清末休宁渠口某商人（佚名）编撰的《士商规略》有云：“如贩粮食者，要察天时，既走江湖，须知丰歉。……堆积粮食，惟在收割之时；换买布匹，莫向农忙之际。须识迟中有快，当审好处藏低；再有紧慢决断，不可狐疑。凡货贱极者，终须转贵；快极者，决然有迟。迎头快者不可买，迎头贱者不可停。《道德经》云：欲贵者，以贱为本；欲高者，以低为机。价高者，方可熬长，却宜本多，行情一起，而得利不少，纵折却轻。堆货处，要防于水火；卖货处，要论之去头。买要随时，卖毋固执。如逢货贵，买处不可慌张；若遇行迟，脱处暂须忍耐。货有盛衰，价无常例。放账者，纵有利而终久耽，虚无力量，一发不可现做者，虽吃亏而许多把握，有行市得便又行。得意者，志不可骄，骄则必然有失；遭跌者，气不可馁，馁则必无主张。买卖莫错时光，得利就当脱手。”此乃经验之谈也。

第八.用心谋略、精工算计。为了应对张弛万变的商业风云，除讲究商德外，徽商还大多注重用心谋略，精工算计，这也是徽商多获成功的一个法宝。譬如明清之际婺商李世福“握算计画，上佑诸父，下督掌计，而业日隆隆起矣。”另有行贾业盐的祁商汪文德“心计过人，持筹握算无遗策。”还有徽商孙文林“贾吴兴，长公有心计，额瞬目语，遇事筴可否，锱铢不爽，所部署多纪纲之仆，毋能试一狎语。”

 第九.专攻术业、熟谙贾技。世上有百业，各有其门道。而术业有专攻，非勤学苦钻无以掌握，非谙熟细揣无以精进。众多徽商都很明白这一事理。在古徽州，一般贫寒人家子弟步上商途之前都于年少时就外出到同族或者同乡人开的商号或店铺里去当学徒，跟随长辈效学见习做生意一段时间，从而得以掌握一些基本的生意经和商业技能。譬如歙商鲍直润于“十四赴杭习贾，贾肆初入者惟供洒扫。居半年，虑无所益，私语同辈曰：‘我曹居此，谁无门闾之望，今师不我教，奈何？请相约，如有所闻，必互告勿秘，则一日不啻两日矣。’师闻而嘉之，遂尽教。”不少徽商还从书本中学得业贾技能，如明季歙县素竦塘商人黄莹此翁“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货殖列传》至计然之言，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故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又见猗顿以筴盐起，与王者埒富，大悟若者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一所致，业饶声起，而礼贤赈乏，终身无厌焉。”另有休商汪太学当初“家计仅粗足，勤营什一狭，太学归而游精覃思念，方不得大用，奇赢小术讵其不能自我力致为。再发货殖列传读之，笑曰：‘是奚足哉。’爰是营心计，凿空自师，大辟堂奥，创所未有。……积五年，择人人得，任时时成，饰智智治，隆著拟封君矣。”

第十.善鉴经验、重积知识。在长之以往的从商生涯中，不少徽商通过摸爬滚打艰辛地趟出了一条路子，取得了成功与挫败兼有的丰富的正反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善于借鉴之，从而大多在风云变幻的商海中举措搏击而成为赢家。尚且，“贾而好儒”的徽商还凭借其无论作为个体抑或作为群体都体现出来的文化素养较高的长处，系统地梳理和总结起那些商业经验，自编自刻成为数不少的商用书籍，积累下深厚的商道知识，以便对子孙后裔薪火相传或播名于后世。如杭州徽商惟善堂掌柜撰写的《典业须知》自序云：“吾家习典业，至予数传矣。自愧碌碌庸才，虚延岁月，兹承友人邀办惟善堂事，于身闲静坐时，追思往昔，寡过来能，欲盖前愆，思补乏术，因拟典业糟蹋情由，汇成一册以劝将来。不敢自以为是，质诸同人，佥以为可。并愿堂中助资刊行，分送各典，使习业后辈，从案头藏置一本，得暇熟玩，或当有观感兴起者，则此册未始无小补云尔。”清末休宁渠口商人（佚名）所撰《江湖绘图路程》并附有自编一字韵行路歌诀二首及《士商规略》、《士商十要》、《诸神风暴日期》、《钱塘潮汛时刻》各一则，此外还有别的徽商自编自刻的《殊谱》、《各物出产》、《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宝货辨疑》、《士商类要》、《天下路程图引》等，无不成为可被习用的商贾专业工具书。

第十一.强化宗谊、织网协作。作为“程朱阙里”的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从此种社会环境中走出来的徽商便很注意借助于那股十分强大的宗族力量来扩展或强固自身的势力和影响，他们往往结伙搭帮外出经商，父子并力、兄弟并力、叔侄并力、族亲并力、乡人并力。明人金声曾说：“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夫两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其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小亦数十家、数家。”如明代徽商程君行贾两广，“门下受计出子钱者恒数千人。……而自程君为大贾，其族人无不沾濡者。”为强化宗谊，徽商们一方面建祠修谱，藉以强化宗族内部的宗族意识认同，另方面广兴会馆、义庄和成立同乡会，藉以强固乡谊意识，“合志同方，营道同术”。这样一来，徽商便能够在异地他乡团结强势，站稳脚跟，成就事业，实现发展。“新都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近江右出外，亦多效之。”徽商们就在这种浓厚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基础上构筑成自己的庞大而又结构紧密的商业协作网络，从而得以获取灵通的商业情报与信息，突出发挥整体的力量，这是徽商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能够获得强大竞争能力`以至傲睨其他商帮并兴旺称雄的一大秘诀。

第十二.贾仕结合、寻求靠山。在中国传统社会，那种“士农工商”的排序意味着末民商人地位的卑下，这显然不利于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于是徽商便不甘命运的安排，极力通过贾仕结合，借助这股强大的封建政治势力作为靠山以改善社会环境。他们或采取捐输赈灾、联姻攀附、交友联谊等手段结交达官绅士直至天子，（如歙县大盐商鲍淑芳曾组织捐输军饷有功，并且先后多次赈济灾民，故而被特赐在故乡棠樾修建一座“乐善好施”牌坊；又如歙商凌和贵在武汉经商“自达官绅士及氓庶无不以礼相接，与地方长吏过从款治。”再如清代黟商胡贯三与三朝宰辅权贵`本府歙县雄村的曹振镛结成儿女亲家，更有歙商江春竟然趁着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之难得机遇通天巴结上了当朝天子……）或以贾进仕，有的先贾后仕，有的贾而进仕，有的身兼贾仕，（譬如休宁人程祖德早年“连举未第，退事于商，获利倍万……永乐二十年以人才赴京，除唐山二尹，为政以德，民咸感之。”又如歙商汪应庚多次赈灾济民，于是“大吏上其事，特授光禄少卿。”绩溪的胡雪岩更是著名的“红顶商人”。另如歙商鲍淑芳曾被朝廷任命为两淮盐运使，成为握有两淮盐业大权的显要人物。）或充分利用乡里宗族中的为仕者充当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言人，如出身于徽商世家的歙籍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曾数次上奏替商人张言，因而遭到清帝的训斥。正如有学者所云，这种贾仕结合使得徽商可享受某些封建特权，利于商业垄断，取得政治庇护和有利的政策环境，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地位，从而赢得极大的无形资产，另外还可资利用官僚资本来经营获利。

（二）徽商衰落的原因  

      徽商崛起于明代中叶，由盐业起家，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到了清道光时期，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州盐商的处境愈来愈为困顿。歙县盐商巨子江春到了晚年，已不得不靠皇币以资营运。道光十二年(1832年)，官府在盐场附近设局课税，不论谁，凡缴足盐税，即可领标运盐，销售各地，打破了原来由徽商控制的官商一体的包销制。靠盐业发迹，进而控制盐业专利的徽商，适应不了再度开放、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衰落。继而典当业也因外国洋行的侵入而中落。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商路阻断，亏耗不可胜数。尤其是帝国主义入侵，外来资本渗入，1840年鸦片战争后，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诸如只此一家的毛笔徽墨就受到了外商的钢笔、墨水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为了徽商的劲敌；此外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浙江财阀的兴起，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商业经营方式渐异于往昔。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限制在贩卖销售的商业范围之内，甚至渐渐与旧式手工业和农业失去紧密的联系，所贩卖销售的货物，差不多都是从外地或本地的生产者或贩运者手中购来的。势必要受人宰割，仰人鼻息，不能占有操纵、垄断、独占的支配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徽商的衰落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外部环境劣化造成徽商衰落的表现有：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太平天国革命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战乱达10多年，当时战乱是在中国经济最繁华的地区也是徽商最活跃的地区展开的，同时在清末的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本土的战乱也延绵了十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加之清军与太平军拉锯式进行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房舍为墟。古徽州惨遭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总之战乱对徽商打击尤为沉重，是徽商衰落的致命原因，它几乎使贸易中断，商业瘫痪，徽商支柱产业受到摧残，徽商遭杀戮，财货被掠夺，从而造成徽商元气大伤，从此—蹶不振。与此相联系，战乱后，清政府加大税收和开征厘金，使徽商又遭受灭顶之灾，如清政府在战乱后对茶商征税是战前的数倍，对盐商征税是战前的5倍，征收厘金税更是使“商民裹足，百物踊贵”，对商业资本和利润是直接的戕害，最终导致徽商惨淡经营，举步维艰。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摊派（主要形式是捐输与助饷）也使徽商雪上加霜。捐输名义上是商人对朝廷心甘情愿的报效，其实是官府对商人的榨取，从明朝到清代徽商的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十数万两”，相当多的徽商在连续不断的大笔捐输之后因老本贴尽而濒于破产。赈灾助饷是封建官府倡导鼓励商人出钱出资为国分忧，从明代开始，每遇荒年徽商都不惜巨资赈济乡民，清代以后各地一遇水旱灾，朝廷往往迫使商人捐资赈济，同时封建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就强迫商人助饷，如清代乾隆年间，因平定大小金川，徽州盐商一项助饷400万两，可见，强行摊派对商业资本的摧残是极为严重的。再加上多方敲榨勒索，弄得徽商同其他地方商人一样苦不堪言。在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保护产权方面的法律，商人遭受各级官僚、地方黑恶势力的无端勒索。据估计，仅徽州盐商，每年浮费“盈千上万”，乾嘉以后，随着清廷吏治更加腐败，徽商受封建官府的勒索也日甚一日，种种无端的勒索，严重影响了徽商正常的经营活动，有人指出，商人的浮费日重，则成本愈亏，其结果势必是“不能源源运转”，此足以说明，由于百般勒索，徽商的正常活动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扩大经营规模了。

若说徽商衰落的内部因素主要存在于：首先是贪求奢侈性消费。不少徽商经营成功后挥霍巨资用于奢侈性消费，造豪宅建园林往往不惜资财，有的甚至蓄婢纳妾穷奢极欲。奢侈性消费消耗了徽商的大量资本，严重影响了徽商资本的积累，据估计，徽商的奢侈性消费占整个商业利润的50%以上。问题是商业利润呈现着封建化的倾向。徽商在盈利后，不是将利润用在投资生产，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用于购置土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而作为一个传统世代的商帮，由于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迫使徽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攀附封建势力作靠山。在封建专制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徽商必然会与封建势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要借助封建势力获得发展，因此不惜花巨资攀附封建势力：一是捐资报效政府：二是捐资买官：三是捐资助教，此举加速了商业资本的损耗，分流了大量的商业利润。再说徽商的隆兴与徽州宗族有密切的关系，积累了巨额商业利润的徽商在维系宗族势力方面历来是慷慨不吝的，如建祠堂、修坟墓、续家谱等封建活动方面的开支则也十分惊人，这就使徽商的巨额资本和利润折损销蚀。于是徽商便越来越变得后劲乏力，最终无可奈何地遭遇走向衰落的命运。

徽商衰落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与文化的局限性也有密切的关系。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是徽商衰落的内在根本原因。由传统商业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并非经营方式上的简单改良，而是体制上的根本变革。这种体制上的变革，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合格的人力资本、资金等物质条件，而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往往是首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徽商存在着致命弱点。徽商是一个封建性很浓的商帮，在徽商的头脑中深深地渗透着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文化在徽商兴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儒家保守思想严重地阻碍了人们接受新事物。徽商受着“积财千万，不如读书”的儒家文化影响，主张“遗德重于遗产”、“人遗子，金满赢，吾教子，唯一经”，到了晚年不愿再为生意奔波劳累，而回乡置田做屋，怡养晚年或投资教育，培养儿孙读书。徽商衰落既有清政府政策调整的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近代以后，外国资本来到中国，中国面临一场自古未有的大变局，但有的商帮能紧跟时代前进，如宁波商帮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运输业，洞庭商人适时开办买办艺等，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然在传统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无情地被历史所淘汰。于是昔世称雄的赫赫徽商就演变成一只“经济恐龙”告退出中国商界的历史舞台。

四、徽商精神及历史启示

明清时期，天下徽商崛起称雄，造成 “无徽不成镇”的空前盛况，并独执农耕时代商业牛耳长达三四百年之久。毋庸置疑，豪情抒写这页中国商业经济历史辉煌篇章的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徽州商人，而深藏内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成功因素则是一种可贵的社会意识——徽商精神。

所谓“徽商精神”是指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且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思想意识、品格意志、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是徽州商人群体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等的综合反映，体现出徽州商人对于商贾实业能获成功所抱取的坚定信念。“徽商精神”即是由徽州商人这一特殊的社会主体集体创造历史的时代精神，自身包藏有闪耀着人类理性光辉的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它集中体现了古徽州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凝炼，是传统世代伟大的民族精神在特定区域内的微观铸塑，是显现出鲜明民族特点的传统徽州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同时也是一份十分难得的精神财富。从积极的与主流的方面来看，“徽商精神”主要有：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矢志追求的进取精神；好学精进的创新精神；外向发展的开放精神；质效取胜的竞争精神；勤谨务实的敬业精神；布仁存义的诚信精神；帮众团结的和协精神；乐善好施的奉献精神。

拼搏精神，是指徽商在经商过程中不畏艰险、奋发努力、积极营商的坚强意志和积极心态 。进取精神，是指徽商在商场经营活动过程中具有永无止境、矢志追求更高目标的意志和心态 。开放精神是指徽商具有积极向外寻拓发展的眼光和胆识,敢于闯荡域外更大市场的勇气和信心。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必须具备的一些心理特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创新品质，都是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竞争精神是指好强争胜的性格、不服输的精神、不允许平庸的心态、不断进取的信念。敬业精神，即指从业者对所从事的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虔敬信念和深沉投入意识。诚信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德和品质：诚，是指真诚、真实、忠于客观事实，真心实意、实实在在，不虚假。信，是指信义、信誉，信守规则，信守诺言。和协精神包含着“和”，即指和谐，“协”即指协调，指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达到的融洽境界——同舟共济、帮众团结。奉献精神是一种真诚自愿的付出行为，是一种崇高的情操与表现，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修养，是一种纯洁的精神境界，是所有有德行的人所痴心向往和追求的东西。

虽然一时盛极的徽商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商业经济恐龙，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地告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由徽商在过去的辉煌岁月里所创造出的“徽商精神”却不会沉寂，它仍然具有令人惊叹的历史穿透力量，穿越幽长的时空隧道，将其影响带向后续世代。徽商传统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并非都是有用的东西，徽商遍布各地的祠堂及帮会组织，在当时也许发生过积极作用，今天却没有存在的价值。徽商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用的种种不正当手段，在今天也毫无借鉴意义。徽商作为儒商的主体，它的精神价值是由徽州商人共同创造的，代表了他们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力量和根本性特征的东西。徽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积淀于社会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在对待“徽商精神”问题上，一古脑儿奉若至宝般地全盘肯定或者不加分析视如敝帚般地一味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应该成为简单的“复古主义者”，也不要成为死板的“泥古主义者”，我们应当成为理性的“考古主义者”和辨证的“鉴古主义者”，我们要在鉴良析莠、除粕取精的前提下，深入地进行探究、总结、提炼“徽商精神”，并与时俱进地弘扬、光大、升华“徽商精神”，旨在古为今用，强调其现实针对性和未来前瞻性，为有为现实与创造未来服务。

由是思之，徽商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启示一：创新是徽商一以贯之的一个商业灵魂。徽商在平时经营活动中十分注意业务创新、经营思路和产品（品牌）创新。这种经营创新不是一般的创造发明，而是新组合的商业化全过程，是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启示二：徽商的财富积累之路，其实也是徽商拼搏的血汗零落之路，也是徽商不屈不挠、刚毅进取的意志之路。要想在商界呼风唤雨，就必须发扬老徽商的拼搏精神。

启示三：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经济除以各项律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所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今天发展我市的旅游经济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启示四：明清徽商经济上的成功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经济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巨显可见。同时（传统儒家为主的）文化在徽商兴衰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无论历史实际，还是现实社会，经济与文化相互依存，不可截然分开，经济本以文化为底蕴，文化又以经济为基础，二者互为互动，助推社会进步。

启示五：对于以儒教为安身立命、行世准则的徽商来说，学习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和生活态度，深厚的新安传统文化所蕴育出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该效法我们的徽商先贤，以学习作为我们的姿态、习惯、动力，建构学习型组织，不断提高我们的组织智商。

启示六：徽商很重视文化和教育的关系，徽商个人、宗族、文化良好的互动关系，为徽商兴盛提供了支持。这就是说，以人为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经济发展之魂，要重视对文化教育的投资和人才的培养。

启示七：明清时期的徽商虽富甲一方，但却乐善好施，热心灾荒的捐助与赈济等社会公益事业，其品德是高尚的。在广大社会群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为其商业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厚商业利润的获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商品生产经营者（市场主体）要实现营利目标，在满足目标顾客需要和欲望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要关心与增进社会福利，而不能一味地赚钱，它强调将企业利润、顾客需要和社会利益三方面结合起来。

                                      结   语

    自从明代开始在江南各地民间流行一句俗语说“钻天洞庭遍地徽”，这是对创造并书写了古代中国商业历史上“无徽不成镇”的奇迹与辉煌的徽商群体的一种真切历史反映。而值此明代中叶至清朝乾嘉时期也正是那个徽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徽州商帮崛起称雄盛于中国商界，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规模，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他们不仅赢取了金银财宝等雄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丰足饱满的精神财富。最后，且以一首《徽商赋》作为收尾之笔：                           

亘古天地秀出奇岳黄山，千年徽商润自丽水新安。东晋肇始兴唐宋，明清旺达近回光。

君不见徽州故郡，物阜时和，一方百姓生计尚赖别途；山多田少，历代徽民寄命众凭经商。

唯我徽商，往外一丢去, 伴友携亲谋营生；少小离家回，须发银白返故乡。 

唯我徽商，游子出外，勤谨于事精明敦厚；精魂在里，合志同方相扶互帮。

唯我徽商，承接江河吴楚，服贾远地不辞万里；通达苏扬京广,刻苦耐劳天下闯荡。

唯我徽商，胸怀四海，商则寻机四处；经营八隅，贾则利益八方。

唯我徽商，行贸易于春夏秋冬，步履天涯通货殖；立会馆于东南西北,携囊海角成名商。

唯我徽商，货无不居，地无不至，时无不鹜，算无不精，权无不握，利无不专。

唯我徽商，凡贸易百业均涉经营，推盐茶木典最为著常。贸易术原师管子通门道，经营富不让陶朱埒帝皇。

唯我徽商，皆为程朱阙里人，奉文公朱熹由道取利；尽是东南邹鲁客, 崇武圣关羽重义相彰。

唯我徽商，贾而好儒，以商载文，左儒右贾，璀璨列张；富而仁善，内圣外王，诚信为本，以文兴商。

唯我徽商，兴学重教兮亢旺宗族，千金巨子反哺桑梓；修桥铺路兮造福故园，急公好义先贤榜样。

唯我徽商，无徽不成镇，有徽遍地商。煌煌哉称雄神州商界，浩浩然冠领华夏商帮。

唯我徽商，盛名美誉播遐迩，骆驼精神代传扬；吾辈同俦重振新业，兴徽安邦再谱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