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称新安、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置，因绩溪县城西北有徽岭、徽水、大徽村故。徽州茶、六安州茶，明清时名扬内外，故有徽六名茶之美誉。

     早在东晋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其后，代有发展。到了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徽州府辖歙县、绩溪、休宁、婺源、黟县、祁门6县的商人聚集成帮，称徽州商帮。大帮中还有小帮，曰婺源帮、绩溪帮、歙县帮、……。明嘉靖(1522—1566)后，直到清乾嘉时期(1736—1820)，徽州商帮达到鼎盛，清末走向衰落。徽商称雄与徽茶崛起，同功一体。

      徽州多山，气候宜茶。徽商经营，除盐、木、丝、布、粮食外，徽州和毗邻的太平、泾县、石埭等县的茶货，也是商品之大宗。徽州植茶始于南朝，唐代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茶区。唐代歙州司马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862)云：祁门“山多田少，山且植茗，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芳而香，贾客咸仪，逾于诸方”。唐·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买的茶多出于徽州。北宋崇宁元年(1102)，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恢复榷茶时，有徽商朱元私贩茶叶，定罪入狱的记载。元代歙人毕仁16岁在庐州(今合肥)开设茶庄，充当坐贾。其父毕天祥则每年运茶数百引，充当行商。坐贾与行商结合，获利丰厚，知名于时。明代徽州商帮集成之日，也是徽茶内销网络形成之时。

　    徽商无货不君，盐、粮、布、茶、木等是主要经营商品。茶为皖南徽州土特产，专营和兼营的徽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在北京，明正统年间(1436—1449)就有歙县商人到居庸关外运销茶叶的记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5)，徽商经营的茶行、商号、茶店很多。《歙县闲谈》第十一册《北京歙县义庄》记载：“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名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干。其时商业之盛，约略可考”。咸丰年间(1851—1861)战乱，徽州茶商“京庄”茶经营受到一定影响。战后，徽州茶商再度复苏，继续保持“京庄”茶的销售旺势。歙人张文卿，1900年在京开设“张玉元茶庄”，1908—1912年又先后开设“张一元茶庄”、“张一元文记茶庄”。1930年以后，张一元茶庄的茶叶，不但行销北京全城(大多数茶馆、澡堂、旅店、戏院等处都有代销)，而且远销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地和东北三省。1925年又在福州郊外开设茶厂，收购新茶、鲜花，窨制花茶，自产自销。同等级的茶叶，价格便宜，花色齐备，红茶、绿茶、花茶、紧压茶、乌龙茶五大类都有供应，在顾客中最负盛名。建国后，张一元茶庄与张一元文记茶庄于1952年合并。1956年公私合营时，张一元茶庄撤点。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春风，北京前门大栅栏又挂起了“张一元”老字号茶庄的招牌。

　　在广州，明代中叶就有徽商的足迹，西欧茶叶需求导入期，徽商疾足先得，把松萝茶运销广州，转输外洋。并开发了驰名中外的“屯绿”、“祁红”，创造了同治年间到光绪前期(1862—1886)，安徽茶区家家种茶，处处茶歌，一派喜庆的美景。中国最早的杰出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祖籍徽州婺源县庐坑，为茶商后裔。其曾祖父詹万榜经销茶叶于广东，祖父詹世鸾道光二年(1822)落籍广东，后成为广州茶商中之巨富。乾嘉年间，徽州茶商在广州之经营相当成功。其间茶商与外商贸易，多在船上进行，茶价由茶商报出，获利极厚。道光年间(1821—1850)，是徽州茶商在广州经营的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年间，广州的商务一度处于低落阶段。但是，从总体经营情况看，经历道咸年间（1821—1861)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故，徽州茶商并未销声匿迹。广州外销遭受挫折时，徽商很快适应五口通商后新的茶叶外贸形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上海，继续经营洋庄茶，并利用徽州至上海较徽州至广州更为有利的地理优势，扩大经营规模，不仅绝路逢生，且商力超乎从前。《安徽茶叶史略》载：“同治年间，洋庄茶盛行时，经营洋庄茶的徽州茶商资本额较大者，有忆同昌号等48家。在外地经营大茶号的徽商为数不少”。

　 在上海，鸦片战争前，徽州茶商已颇为得势。明清之际，徽茶已驰誉苏松，松萝茶每斤价(银)一两，相当于苏松一石米价。徽茶不仅被上海市场欢迎，而且还在上海装上沙船运销北方。鸦片战争后，上海徽商中实力最强者首推茶商。五口通商后，广州茶商资本向上海转移，上海日渐取代了广州地位，成为茶叶输出的主要港口，昔日贩茶赴粤者，大都到上海经营。徽州茶商遂成上海商界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徽州所产的“屯绿”、 祁红”，都是畅销海外的名茶，光绪二十一年(1895)，徽州外销的“屯绿”、“祁红”共达11万引，约合13万担，其中绝大部分由徽商运往上海销售。光绪时，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徽州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外销茶产地。徽茶运销上海后，通过茶栈，转售西商。这种茶栈也多为徽商所开设。如北京路的“洪源永”茶栈即为祁门人开设的，专营红茶出口贸易。天津路的“公兴隆”、福州路的“汪裕泰”是黟县、绩溪人开设的著名茶栈，经营绿茶出口贸易。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由徽人开设的茶庄、茶店更是随处可见。清末民初，仅绩溪一县在上海开设的茶号就有33家。有程裕新、汪裕泰、程裕和等。“程裕新”为程有相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创办，道光后到民国年间，其后裔又办程裕新茶号第一、二、三、四发行所，其中第三发行所老店一直经营茶叶至今。程裕新茶号既经营家乡的上庄金山茶，又购销武夷、龙井、松萝、祁红等红、绿、乌龙茶等六大类名茶，计189品目。“汪裕泰”为汪立政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创办于上海，后又扩展到杭州，先后设分店9爿，行栈5处。民国37年汪裕泰号于台北绥远路贵阳街设茶庄，其第三代业主汪振寰于美国、日本设茶叶经销部。程裕和道光五年(1825)始贩运茶叶销往江浙，咸丰年间在上海设“程裕和”茶号。近代大学者胡适，绩溪上庄人，祖上就是经营上海洋庄茶的富商。抗战前，歙人在沪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更是数以百计。为了适应茶叶出口贸易的需要，还有许多徽商把资本投向生产，在上海办茶厂，收购从产区运来的毛茶，加工供出口。当时上海茶厂经营者多为安徽、广东、江苏人，而以徽人为最，上海的著名茶厂均属之，茶厂中的工人和技师，大部分是徽人。徽州茶司的技艺是第一流的。

　   在苏州，大约在明初徽州商人就已经相当活跃，明中叶以后，徽人“商于阊门”、“贾于吴市”、“商于姑苏”、“贸迁于吴越”者，史不绝书。徽商在苏州贩茶的也不少，如顺治八年(1651)徽商汪礼仙曾在芜湖贩茶往苏州卖。嘉庆时(1796—1820)，绩溪商人王泰邦在长洲县(今吴江)周庄镇开茶叶店，除做茶叶生意外，还经营海货。建国后的苏州花茶厂还有许多歙籍及其后裔的员工。

      在武汉，徽州茶商也很活跃，他们把徽茶运到汉口，除开设茶庄外，便是转销西北、广东。汉口的瑞生泰、胡祥茂、春茂水、四达瑞茶号，为绩溪商人创办。后来由于徽州离武汉较远，运输不便，更加上鄂南、鄂西、湘北、湘西的茶叶大批进入。徽州茶商就近在两湖茶区采购茶叶运销，虽不经营徽茶，但仍能立于不败之地。清末，汉口有婺源茶乡程丽南任隆泰茶号经理，汪春荣任同元茶行行东的记载。

      在九江，五口通商后，茶行林立。光绪七年(1881)九江有茶行252家，次年增至344家，是宁州茶徽州茶的集散地。据《光绪十七年(1891)九江华洋贸易情况论略》记载，业绿茶者，徽州婺源人居多，经营的大茶号有“仁德永”等六家。九江加工的外销茶，有经武汉北上销苏俄，也可经上海输出外洋。

      在杭州，经营茶叶的徽商更多。著名的汪裕泰茶庄，就是绩溪上庄人汪立政创办。其子汪惕予在杭州南屏山之北营造汪庄，广约二十亩，背山面湖，风光秀丽，景色宜人，为当年南山的一个旅游点，除一般旅游设施外，还有“饮茗室”、“茶叶供应部”，开展茶叶贸易。近年浙江作家撰写的《南方有嘉木》长篇小说，故事中为茶行老板娘掌管茶叶经营的大伙计就是歙县人。该书是当时杭州茶商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芜湖，更是徽商云集，素有江南茶市之称。光绪以降，是芜湖茶市的兴盛期，往来于长江上的茶商，多以芜湖为寄居地。洋庄茶也有部分经芜湖出口。在六安，经营实力最强的也是徽州茶商。据六安商会报告，民国二年(1913)，当地绿茶交易有七万担，其中在六安当地及庐州附近销售仅百余担，其余皆运销北方诸省。主要行销地为北京、山东、河南。六安的茶铺，以太平、徽州商人最占优势，著名大字号有：程德大、顺有德、宣源丰、定兴、汇源。六安茶运销广州，转口外洋，也是徽商拓展市场之结果。

　   明清时，徽州茶商的活动范围，正如《歙县闲谈》所云：“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足迹遍宇。无论是南北两大都会，江、渐、田、广诸省，还是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征、芜湖诸县，瓜洲、景德诸镇，都有徽州茶商活动的踪迹。

      松萝茶批量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到嘉庆时(1796—1820)出口兴盛，松萝茶精制技术发展，产品分列花色品目，嘉道时(1796—1850)演化为“屯绿”，岁销五、六万引，同治年间(1862—1874)达十万引。光绪元年(1875)仿制“闽红”，首创“祁红”成功，到清末民初(1907—1917)年间，祁门、至德、浮梁三县年产祁红工夫13万箱左右。民国初(1911—1919)，屯绿生产销售呈上升势态，由七、八万箱增加到十万箱。虽然从19世纪末起，中国茶叶出口连年下降，但“屯绿”与“祁红”以其天然品质和制工精湛，仍能在国际市场保持一定地位。期间祁红工夫主销英俄，屯绿之眉茶花色主销欧美，屯绿之贡熙花色主销苏俄，安徽茶业尚处于兴旺状态。此后，中国茶叶输出每况愈下，安徽茶叶尚能大量出口，但很不稳定，时多时少。抗战后，口岸受堵，运输困难，茶叶出口呆滞。由当时的实业部和皖、浙、赣、闽、湘、鄂六省政府，于1937年创立中国茶叶公司，改进产制运销，以求茶叶之复兴，出口创汇，支持抗战。茶叶出口一度曾有起色，1939年安徽外销祁红曾达91,868箱，屯绿曾达176,027箱。但妤景不长，珍珠港事件后，出口又陷困境。

      因此可以说，没有徽商，就没有徽六名茶；没有徽六名茶，就没有清末徽商衰落前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