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发展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和记录，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极为广泛，且真实可靠，一般具有唯一性存在的特点。

徽州文书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与条件，其大规模的发现被誉为是20世纪中国文献史上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不仅在徽学研究的领域意义重大，而且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则更明确提出：“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文化和探讨其发展规律方面，徽州文书具有很大价值，起着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作用。”国内则有学者认为，徽州文书的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徽州文书遗存至今的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徽州文书类目》一书推测“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的总数当不会少于20万件。”这一推测，指的是“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总数；已故的著名徽学专家周绍泉先生在《徽州文书与徽学》一文估计“已被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收藏的徽州文书，以卷、册、张为单位计算，恐怕不下20余万件。”这一估测，指的是“已被”“收藏”的徽州文书总数。两个都是估测，数值相同，但所指却不一样。

实际上，关于徽州文书数量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五个层次的概念需要区分：

其一，徽州文书本身的数量。这是指历史上所有真实形成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全部，可以说它数量之巨大是今人乃至后人永远都无法统计与估测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其数量远远大于以后遗存和已发现的数量。

其二，遗存下来的徽州文书数量。这是指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而被徽州人一代代地保存、保护下来，至今还客观存在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它们有的已被发现，有的尚未发现，真实的数量，到目前为止，无法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的数量必然大于已发现的和已收藏的。

其三，能够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它包括已发现和尚待发现两种情况。“发现”是个主体性很强的相对概念，它应具有被积极的主体寻得、确认价值、社会认同等几个方面的属性要求。所谓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是指已经获得并得到社会的确认与认同、已经或可以进行研究的文书，它的数量一般是可以确定的；而尚待发现的徽州文书则是指目前还不为人们知晓但通过努力可以发现的文书，它的数量到底有多少，难以确定，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摸底予以估测，确定大致范围。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能够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总是要大于已发现和已收藏的数量。

其四，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这又包括过去已发现了的和新发现的两种。所谓过去已发现了的徽州文书往往是指已发现且已被登记收藏的文书，它的数量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而所谓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则是指暂时还没有被收藏单位登记收藏，但已获得社会确认其存在，并且其研究和利用价值正在得到发挥的的文书，它的数量尽管还不能十分具体，但也能大致确定。应当指出的是，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未必只是指被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组织收藏的文书，还应包括一些个人收藏；同时，已收藏的徽州文书也未必就等于已经发现并得到登记公布的文书，这其中还存在了一个再发现、再公布以期成为新发现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个人的收藏，如果得不到公布，则社会无法知晓。实际上，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其收藏的徽州文书如果得不到社会认同与采用，则永远是潜在而非实在的，无法归入已发现范畴。由之则又可以肯定，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必定是大于已收藏登记及公布的徽州文书的数量。

其五，已收藏登记和公布的徽州文书数量，这又包括组织机构的收藏登记和民间个人的收藏公布两种情况。被一些组织机构收藏登记的文书，其数量是明确的，有登记数字表明；个人收藏的文书，只要其公布，数量也应该明确，公布多少就是多少。因此，在以上五个的徽州文书数量的概念中，只有这个概念的数量理论上最为确定，但数值量也最小。

那么，到底至今还遗存的徽州文书数量是多少呢?应当说明的是，对徽州文书的统计，由于过去一直没有严格地进行，且没有统一的统计标准，因此，所有的数字都应是大概的估测。这里我们姑且依周绍泉先生依据的“以卷、册、张为单位”计。根据上述意见，《徽州文书类目》的作者推测“流传至今的”徽州文书的总数不少于20万件，缺乏根据，因为这一数字，正如上文所说，我们无法估测；周绍泉先生所估测的“不下于20余万件”的数字当是指已被组织机构收藏登记和公布的徽州文书数量，这是根据他的调查与摸底而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根据。但问题是，这个数字仅是2000年以前甚或是更早时间的数字，因此，还不能反映徽州文书遗存的真实情况。

笔者认为，徽州文书遗存至今的实际数值是远超过20万件的。首先，就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其数量除了我们已知的有20万件左右外，近几年来还有许多新发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伯山书屋”所藏的徽州文书系笔者 2001年5月19日正式捐献的，共计1万1千余件，它就是笔者2000年6月份以前在黄山市工作期间于徽州民间收集获得，当属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祁门县博物馆也藏有万余件的徽州文书，绝大部分也都是在1994年以后获得，亦属新发现；黄山学院图书馆过去很少有徽州文书，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加大了徽州文书的收集力度，至2003年3月止，已获近三万件等。还有安徽省档案馆、黄山市档案馆等档案部门，近几年来也征集到了不少的徽州文书。民间个人手上收藏的文书也不少，如上海就有一位学者，个人收藏的徽州文书近万件，正陆续公布；北京、合肥、黄山市等地的一些个人手上也都藏有不少徽州文书，也在陆续公布等。依笔者的估测，这些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总数当不少于8万件。因此，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实际已不少于28万件。

其次，就能够发现的徽州文书看，目前还散落在民间的数量还十分可观。第一，一些个人收藏者收藏有不少的徽州文书而没有公布。如笔者所知，屯溪就有一位，其收藏的徽州文书，仅赤契就有六七百件，其中许多是明代的，暂时既不公布也不出卖；合肥也有一位，也藏有徽州文书近千件，未得公布等。据笔者的调查，目前收藏规模超百件的个人收藏者所收藏的徽州文书总数当在4—5万件左右。至于到目前为止还深藏在文书户主家里的文书数量当最大，据笔者积十几年收集抢救徽州文书的经验及对所获文书数量的地理区域分析，目前还保存较为完好、可资研究利用的，至少还有6--7万件。它们一部分是徽州人自己留住，至少原件永远留在民间；大部分恐怕还是要流落出来，不知飘向何方。此外，黄山市作为一个有国际性影响的旅游城市，每年都有大量的海内外游客，他们在徽州民间也购走不少徽州文书，具体数量不得而知。

总之，依笔者所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当至少不下于 28万件；还散落在民间、可资研究利用的徽州文书又该有10∽12万件左右，两者相加就是38∽40万件。这是不是徽州文书在今天遗存的全部，无法肯定，但至少是理论上我们可以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数量。由之，也可知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基础厚实。

已经发现的徽州文书是我们可资利用和研究的珍贵历史资料，它们大多都已得到妥善的保存与保护，有的已影印出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纂出版了长达40卷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有的正在整理，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正在组织力量对“伯山书屋”所藏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黄山学院、祁门县博物馆收藏的徽州文书的整理工作也正在进行。但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徽州文书，境遇却十分令人担忧。一方面，它们由于得不到保护，正在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耗、损坏，许多已失去可资研究和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徽州文书大量流入市场，被一些人贩买贩卖，其后果：第一，文书大量流失，徽州文化在中国，而徽州文书却散布在世界各地。笔者早期在民间收集徽州文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迫于对其大量流失海外的深深担忧，并且曾多次亲历流失。许多人购买一点点的徽州文书，不是要研究，实际上，少量的一点文书，其研究价值并不高，而是要作为新奇把玩，硬是把原本只是对专家学者才有用的东西世俗化为古董文物，徽州文书应有的归宿和地位得不到实现。第二，破坏了徽州文书本身就具有的整体归户性。原本是统一一户的文书，卖者总是要挑选分开卖，而买者又总是要挑捡几件的买，整体性破坏，归户性丧失，从而文书的研究价值大大降低。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

徽州文书存在着一个抢救和保护问题，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刘伯山，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