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是其哲学的核心，也是预防犯罪的指导思想。朱熹指出：“只是人之一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人乏—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天理和人欲是完全对立而不可并存的，他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所谓“天理”，则指封建的三纲五常。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这是说天地宇宙之间就是一个“理”，即“天理”，它广大无边，无所不在，由它演化为三纲五常。既然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谁要是违背它，或违犯以它为指导的封建法律和制度，就是“逆天”，就是犯罪，就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纯粹的善，“人欲”是绝对的“恶”，“圣人千言万语，只教存天理，灭人欲。”其实，他假借圣人之言，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其目的之一在于要人们“远恶”、“迁善”，做封建统冶下的顺民，防止人们违法犯罪，以维护封建秩序。 

关于德礼与政刑的关系问题，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思想，对孔子提出的“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进行了系统阐发。朱熹说道：“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考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这里的“政”，谓“法制禁令也，”即封建制度和法律。朱熹认为，君子治理国家，固然要重在修德，以此来使人们的本质受到感化，但总有人缺乏德性的，而且也不可能在一个道德水准上，必须用礼来约束人们，然后道德教化才可推行。如果疏导、教育、感化都不能奏效，那就必须动用国家强制力量，既首先以法制给予警示，并用禁令加以制约。如果仍然顽固不灵，违法犯罪的话，那就要施之以刑罚了。同时，朱熹又强调指出，在政和刑的关系，即禁令和刑罚的关系上，政是统治的工具，刑是辅助统治的方法。他对二者分得很清楚：统治者制定实施各种法制禁令，这些法制禁令，平民百姓处处猜疑、提防，所以不能全面服从遵守，统治者就施行了刑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此外，朱熹尤其重视道德礼义的感化作用，以减少和预防犯罪。他认为，法度禁令只能“制其外”，而“道德齐礼”却可以“格其心”。因此，必须对百姓不懈地进行道德礼义的教化，使他们“有耻而格于善”，逐渐革除“人欲”，恢复“天理”。结果，百姓“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自然不会违法犯罪了。

朱熹针对南宋社会混乱，纲纪荡然的情况，极力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

《朱子语类》中写道这样一段话：“或问为政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曰：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曲礼》谓‘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须是礼行禁止。若曰礼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在朱熹看来，前辈治理国家是以宽容为本，改为以严为本，更为妥当。为政严则令行禁止，能够禁奸止乱，防止犯罪；宽则纲纪废弛，奸豪得志，善良的平民反而遭殃。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首先应当做到公正无私，辨别是否贤能，确定能否重用，能者上，庸者下，平则让；审查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有功者当奖，有过者当罚。这样．天下的人就会相互劝勉，去恶而从善。

与整肃纲纪相适应，在刑罚宽严问题上，朱熹极力主张以严为本，以宽为辅。他认为，当今人们主张放宽法制，导致大多人事不关己，撒手不管，坏就坏在这“宽”字上。他分析其原因时说，执法者有的被祸福报应之说所迷惑，大多乐重罪轻判，以求福报；有的被“钦恤之说”所迷惑，“认为应当宽容人们的罪过，不要动不动就致人死地，所以，凡是遇到应当处死的，总是想方设法为人开脱，上奏朝廷，以求皇上开恩，再作裁决；有的被“罪疑从轻”之说所迷惑，以为凡罪皆可从轻。主张从轻处罚的，只看到罪犯可怜，但不知道被害人更为可怜。譬如，抢劫、盗窃、杀人的，你为他求情，开脱罪贵，难道你全然不知死者是无辜的吗?

朱熹的严刑主张，还具体反映在恢复肉刑问题上。他说：“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过于重者又有不当死而死。如强暴赃满之类者，苟采陈群之义，一以宫剕之辟当之，则虽残其肢体，而完全其躯命，且绝其为乱之本，而使后无以肆焉”，如果恢复肉刑，虽然摧残了人的肢体，却保全了他的性命，并已去掉了他为恶的手段，可以防止他以后重新犯罪。朱熹认为这是“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适当世之宜”的好办法。由于他如此提倡肉刑，因而受到当时进步思想家陈亮的批评，认为违反了“以仁恕之本”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