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后，较为成熟的文房工具和材料的生产陆续在徽州落根或获得发展。徽州的地域优势为笔、墨、纸、砚等手工业对原材料的特殊要求提供了自然条件，唐末宋初一个政治稳定、经济日趋繁荣的徽州为文房四宝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南宋理宗朝，徽州知州谢暨就以“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硅墨、枣心砚为新安四宝”。宋代徽州统领皖南诸县，以徽商为基础的手工业，以徽州郡邑歙县为中心的商业之港，形成了笔墨纸砚的集散地，其历史悠久、影响广泛。
     一  徽墨
     徽墨是指以徽州郡邑为中心所产墨的统称。南唐河北易水制墨世家奚氏之后奚超，因避战乱携子奚廷硅由北而南，定居歙县，此后易水制墨在徽州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奚廷硅被朝廷封为墨务官，因其在徽州为宫廷督造文房四宝所取得的业绩，南唐后主以赐给李姓作为褒奖。五世孙李惟庆宋初世袭，精制贡烟，誉满天下。李氏制墨成为徽墨历史上的经典，其后历代都有所发展，徽墨制造也从最初的徽州迅速扩大至周边地区，构成了当时雄霸全国的墨业之都。
     (一)松贵黄山
     燃松采“烟”为墨，俗称烟煤或烟炱。而烟炱的来源，在宋以前基本依赖于古松渍漆，即以饱含松明的松柴在“窑”内进行不完全燃烧，搜刮烟气凝结的烟煤，然后和胶做成墨块。陈年老松，松漆含量高，松材的好坏更决定烟料的品质。油烟的使用虽然在宋代就已经成熟，并大有取代松烟之势，但当时人们对传统还抱有依赖，以为真正的好墨，油烟还必须兑以松烟方称理想，因而古代制墨对松树特别是对古松的选材十分考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奚氏渡江择居歙县，只归于“因避五代战乱”，未免掩盖了奚氏另一个真正的动机：那就是作为传统松烟墨的主要原材料即黄山古松对制墨家的诱惑。
     汉唐以来人们逐步对燃烟取材已经有了科学认识。北宋晁说之在《墨经》中关于历代各地松材的论断中说：汉贵扶风喻麋终南山之松、晋贵九江庐山之松、后唐则宣州、黄山、歙州、黟山松。经验丰富的匠人，把各地的松材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分为三品，共以九个晶类来区分松树的质地，其中黄山松被证明是绝妙的上上品。宋代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中有这样的评价：“惟黄山松，丰腴坚缜，与他州松不类，又多漆。”所以惟独民国《歙县志》对李廷硅“唐末渡江至歙，以邑多松，留居造墨”的说法较为客观。对古松的需求，是一次性的掠夺消费，几十年的松树在匠人看来都根本不可取，更何况秦汉以来大兴土木、老松罕迹的中原地带。苏轼收到友人寄给他的一块徽墨后大发感慨：“徂徕无老松，易水无良工。”意思是说山东的老松砍光了，河北著名的墨工之后奚氏也去了新安。中原地带材料日趋减少，奚超以黄山之松贵于易水之松，才是奚氏父子举家择迁新安的最好解释。
     (二)易水遗规
     奚氏利用新安特殊的自然条件，总结前人的经验，不断探索新的配方，集先祖之大成，造出墨中极品，形成一整套操作规程，世称“易水遗规”。所制之墨，时称“李墨”、“廷硅墨”或“新安香墨”，是徽墨历史上的经典。
     墨以胶凝，研以水调，塑型后不释于水，要求有极好的稳定性。胶轻，墨块难以保存，书写后碳素不能固定；胶重，则墨色为胶所蔽，凝固后易如漆髹之裂，甚至纸绢基底受损。解决用胶的最佳比例及兑胶工艺是制墨的一大难题。所以《墨经》说：“有上等煤，而胶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胶法，虽次煤，能成善墨。”一般的说法认为东汉的韦诞发明了墨，其实身居光禄大夫的韦氏也只是凭着长期用墨的经验改善了西汉以来麋墨丸和胶的配方，这在墨的发展史上虽然是墨锭塑型的决定性改革，但长期以来胶的配方与墨块保存以及使用后墨汁成色的理想效果还是一直困扰制墨者的主要问题。李廷硅的突出成就也不在于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炉火纯青，而是在用胶工艺流程上的新突破。

    身为墨务官，监制的是贡墨，墨的实用功能之外，配方和工艺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李廷硅之墨，松烟一斤之中，用珍珠三两，玉屑龙脑各一两，同时和以生漆捣十万杵。藏墨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保存时间越长，胶质退性，墨色更为沉稳调和。故宋代宣和年间有“黄金易得，李墨难买”的传谚。
     (三)漆烟对胶之秘
     宋代仅有的《墨经》、《墨记》、《李氏墨谱》三种论墨专著中，也有关于墨法最早的详细记载，理论上看简单易行，但行诸文字的原理也只是文人墨客的一厢情愿。要想获得实质性的内容除非工匠自己愿将成果公诸于世。《四库全书荟要》对宋代李孝美所撰徽墨《李氏墨谱》曾有一个客观结论：“持论皆剖析毫芒，具有精理。自明以来，油烟盛行，松烟之制久绝，李孝美所论，虽今人不能用，然古法古式，藉以得传，亦博物者所当知也。”实际情况是松烟失传，但明清一直有人尝试古法，再造松烟墨，无奈古书上留传的“精理”今人不能用，只能作为博物意义上传诸后人的一般常识而已。
     最极端的例子是《墨记》的作者何蘧的经历。在撰写《墨记》之前，涉及漆烟用胶的敏感问题，何蘧有心与墨人进行长期的接触，企图掌握第一手资料，以突破古人的局限。李氏之后，北宋中后期有代表性的后起之秀中，有一位白手起家的沈氏。此人本是一位往来往于黄山和都市以贩卖缯帛的商人，受徽州友人启发和高人指授，遂潜心于制墨。每云：“韦仲将法，止用五十两之胶，至李氏渡江，始用‘对’胶，而秘不传，为可惜。”“对”胶并非“兑”胶笔误，是用胶比例的行话。一次，沈氏得与新安黟县墨业世家张处厚一道，为当时一个名叫居彦实的墨商制墨，因“出灰池失早”，偶然中获得启发：“遂蒸侵以出故胶，再以新胶和之”，沈氏因此收获了以意用胶的秘诀。他把偶然所得归恩于墨祖李廷硅的天意神授，索性将自己和儿子都以廷硅父子的名字来冠名。于是后来有了“沈硅‘对’胶，十年如石，一点如漆”之誉。何莲与沈硅有20年的交情；“庚子寇乱，余避地嘉禾，复与硅连墙而居。日为余言胶法，并观其手制。虽得其大概，至微妙处，虽其子晏亦不能传也!”何蘧不曾想到，沈硅比李廷硅还要“自私”，李氏胶法虽然也只传了三代，实际是到儿子李承晏就失传了，而这个曾“可惜”李法秘而不传的沈硅，哪怕是偶然所得，连儿子也秘而不宣。
         私密垄断维护了产品的纯正，同时也阻碍了产品的持续发展。垄断的高额利润又刺激着敢于挑战的徽州人成为新一代的能工巧匠。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家庭手工业商品行为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而又极具神秘色彩的魅力。
         (四)徽州墨
         唐以前列公卿之后的士大夫也只是身份卑微的御用文人，为宫廷所作书画都不得署名，何况一般的工匠。墨的“发明”者三国士大夫韦仲将就是一例。在曹魏帝国，韦氏是非常著名的书法家，精于题署。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使他对自己的命运深感凄楚：雄伟的凌云阁竣工之日，魏明帝命韦仲将以古篆题榜，岂料工匠误把未写的空匾先固定到了高高的檐下，无奈只得把书家束在笼里，用辘轳吊到空中，匾的高度去地二十五丈，题完了榜，因为极度恐惧，韦仲将须发皆白。回家之后，将心爱的笔也投进炉火，从此不让独生子握管临池，以免重蹈自己辛酸的老路。当然，要想金盆洗手也不行，之后三都宫观建成，照例还是要叫他去题。心力交瘁的光禄大夫启奏以图推托，借口御给笔墨质量太差，提出的条件是要用张芝的笔、左伯的纸和他自己的墨，兼此三具方才动手。
 
韦仲将恐怕无意为自己的墨做广告，但至少也说明早在汉代就有为宫廷指定生产的御用笔罢。那时的文房工具的制造者，也可能无心产品商业行为的品牌意识，就是韦仲将这样的名人做墨，也只是因为对御墨质量不满。因而工匠制墨的历史记载，在唐以前几乎是空白。这一事实让在《墨经》中第一个为墨匠立传的晁说之也大惑不解，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古人用墨，多自制造，故匠氏不显。唐之匠氏，惟闻祖敏。”
         唐代也不乏在做墨时打上制造者姓名的例子，但诗、书、画空前绝后的唐代，惟有祖敏留诸青史，这在中国墨业文化发展史上似乎是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早期墨锭工艺形式简陋，墨块成型只是简单的墨丸，只是书画用墨逐渐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奢侈品，制作者才开始注意其墨制品的传世身价。晁说之所指是“匠氏”，像韦仲将这样有身份的士大大还不能算在内。例如明清也出现了学者文人或士宦被列入制墨家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亲手制墨，此外地方官奉诏监制，或成功的商人指定工匠以他们的名义代制，工匠自然没有冠名权，被历史无情地湮没也在必然之中。
         宋代何莲还注意到当时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即制墨工匠以“取重名相追随”。例如前面提及的沈硅、沈晏父子之外，还另有关硅。宋初新安有制墨名家张遇，紧接着就有常遇、潘遇、郭遇；张遇的儿子张谷得李氏法，名气在张遇之上，步他后尘的就有著名的潘谷和叶谷等等。这不仅意味着制墨人的产品一旦获得社会认可，其他人就会争相模仿名牌效应，更有古人以经典为荣的敬业追求，所以何蓬认为这些人的动机是：“翼其精艺，追配前人。”技术封锁很有可能使经典断流，但只要气息尚存，徽州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灵性，就能凭着这一席氛围超越这黑色的玄妙。徽州历代都有堪称“二李再世”和“与李氏匹敌”的高手。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制墨人总数为一百五十余人，其中徽州就占了106个之多，其中尚不包括占籍无考者。
         南唐后主对奚廷硅的恩宠，也是制墨工匠的荣耀，新安墨工的地位从此得以改观。一套16卷的民国《歙县志》，虽然只记载了贡墨之都的制墨家六七人，这与徽墨成就似乎极不相符，但文房四宝之一的歙砚也是年年进贡的宝货，可是在《歙县志》列数三教九流中，难找一个刻砚的艺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墨是达官显贵文房案头争相拥有的奢侈品，优秀的制品及其作者容易得到褒奖，文人墨客也以此津津乐道，因而，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工匠，相比在历史上能留下作者名字的行当，在那么多能工巧匠中，制墨业又显得如此突出的真正原因，这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也实属罕见。
         (五)李氏墨派
         1．百代经典
  
    从汉代麋到唐代的易水和潞州，北派制墨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也出现了为宫廷指定生产的“御用”品和韦仲将这样改良制墨的士大夫，这一时期中国制墨已经从原始阶段步入了大胆探索的成型期。但原材料“黑石为墨”、“杂取桦烟”，或只取利目前不顾使用效果的现象尚未摆脱早期制作的简陋，制墨工艺也还处在探索材料稳定性及理想效果的完善阶段。
         墨务官监制的官家制墨以及官方指定作坊的官督民造，以李廷硅为首或李氏家族为代表的“新安香墨”是北方传统制墨的总结，也是徽墨成就中的里程碑和新的起点。以李氏为代表的南派制墨不仅创造性继承和发扬了易水的优良传统，还在于使得历代以来文房案头制墨的个人行为演变为家庭手工业化的产业。徽墨品种也由唐宋较为实用的单一品类，逐渐商业化而变得丰富多彩，徽墨也就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张氏油烟
         李廷硅以墨务官身份确立新安李氏家族制墨的霸主地位，树立了徽墨正统，但时至唐末宋初，随着李氏家族制墨走向衰亡，后起之秀打破了“李墨”一统天下的神话，如歙州耿姓、黟县张姓等。这一时期最有创造性的制墨家要数黟县张遇，他不但以制“供御墨”闻名于世，而且用油烟入脑察、金箔等制成“龙香剂”首创了油烟制墨的先例。其子张谷承袭父业。张谷之子张处厚完善祖制，他们的成就保持了李氏之后的徽墨声誉，被时人誉为一代圣手。
         3．都下墨工
         随着徽商的崛起，自北宋起，就出现了徽州人异地销售或异地加工而卖墨京城的“都下墨工”派。他们形成了宣传徽墨、扩大徽墨势力的一支劲旅。这一时期墨块造型设计已经为制墨家所关注，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一团黑墨脱离了纯粹的实用价值。
         何菹还有宋代十三家之说：“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钧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硅、下到潘谷十三家墨，断圭残壁、璨然满目。其廷硅小挺，岁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墨皆非余墨所及。东坡先生临郡日，取试之，为书杜诗十三篇，各于篇下书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可以想见当时文人雅集品评墨锭的盛况，产质量之于墨工的名声也由此略见一斑。何菹当时感到没有人能超过李廷硅，经苏东坡当场验证排定的名次也不能重现，这一吏实虽然只明确了一头一尾的两个新安人，但应该不难想象宋代制墨徽州流派的浪潮。
         十三家中，名列最末的潘谷是都下墨工中最有魅力的制缀家。所制之墨“松丸”、“狻猊”、“枢廷柬阁”等墨，被誉为墨中神品。潘谷身兼制墨、经营和鉴赏于一身，还有“揣囊知墨”的鉴赏修养。闯荡京都的潘谷经常负墨筐到处卖墨，酣咏自苦，品格高洁，以至于醉酒郊外，不慎死于枯井，也被文人渲染成一代墨家羽化登仙的神话。苏东坡甚至把潘谷传奇的一生与太白诗仙相提并论：“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他还能造纸，有著名的“潘谷仿古澄心堂”。墨仙潘谷是继李氏之后能独立门派的制墨家，可惜潘氏也是独善其身，未能传代形成更大的规模。潘谷在新安群雄逐鹿的制墨高人中可谓傲视当世，然而他在“李墨”面前贵有自知之明，始终不忘以李氏之制为圭臬。这也说明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的李派制墨作为徽墨的经典地位。
         4．以李氏为宗
         宋代沿袭廷硅，归属李派的新安著名高手还有吴滋、潘衡、戴彦衡、高庆和、汪通、高景修、胡智、朱知常等。
         “李墨”之后，宋代历史上以姓氏冠其制墨，除“潘谷墨”之外，只有吴滋的“吴墨”，宋孝宗赵苷曾因吴滋的墨犒赏缗钱三万。南宋书学博士米友仁为戴彦衡的墨设计造型图案，留下了“双角龙”、“圭璧”、“戏虎”等著名墨品。徽宗朝当年欲出使高丽的大使叶梦得，得到一块高庆和贡墨，敲碎之后，在普通货中参以三分之一就认为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了，官至尚书左丞的叶氏说高庆和的墨还在潘谷、张遇之上。
         似乎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高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或打着李氏旗号，或系仿李氏制墨之法的墨业经营者，真正摆脱李氏影响，开始分门立派是在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