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歙籍一诗人曰：“健妇持家男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的确，徽州男人出门做生意，往往是数年、数十年不归。这种风气在南唐以来就已形成，明清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方面的记载和传说极多，这里例举一二。 

    清代休宁海阳人汪起凤，少好读书，遵从父命，以儒服贾。他说：“大丈夫纵不能超忽风雨，挥斥八极，以煊赫当世，世遂乏倘佯适志之乡哉?而愿久处蹄涔，深自煦沫，若暴鳃何?”于是，他奋然到广西一带从事贩运活动，晚年才回，成了休宁的大贾。 

    明代歙县人黄志礼，结婚不久，便出门经商，因为商事失意，直到儿子黄鉴十四岁那年，他还没有回家过一次。于是儿子遵照母亲的吩咐，出门寻找其父，但是父子见了面，却两不相识。难怪顾炎武说：“(徽州)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不归)，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识者。” 

    明代小说家凌蒙初，曾把徽商不惜新婚之别的现实，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他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一回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荪田乡富室姚家，将女儿滴珠嫁与屯溪潘甲为妻。潘甲是一个因“家道艰难”，“弃儒为商”的后生，成亲两个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为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可奈何与滴珠说了，两人哭个不住，说了一夜话。第二天，潘父就逼着儿子出门做生意去了。 

    清代歙县人汪洪度在《新安女史征》中一件名为“泪珠”的记载，更具有典型性：歙县有一对青年夫妻，结婚3个月，男的便远贾他乡，女的在家以刺绣为生。她每年年底将攒零集整的钱，换回一颗珠子，藏在箧中，以记丈夫离家岁月，并说：“此泪珠也!”可是珠子渐渐积多，眼泪慢慢流干，仍不见丈夫归来。后来丈夫归来时，妻子已离开人世3年了，悲痛之余，打开箧子一看，积珠已有20余颗。 

    旧时，徽州商人出门做生意，数载一归，甚至久客不归，习以为常，虽然其原因有当时交通闭塞等客观条件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重经营轻别离”，这是徽商的一大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