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业贾南国大地

明清时期，在南国纵深的广东和福建以及云南与贵州特别是在珠三角沿海一带也都留有徽商驰骋商海的足迹。徽人“商贾四出，滇、黔、闽、粤、豫、晋、燕、秦，贸迁无弗至焉”。大多“以货殖为恒产，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居贾则息微，于是走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的路线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也是徽州茶商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徽州茶运到广州路线主要是水陆兼程，先是经祁门县顺阊江水路至鄱阳湖，再到赣江，然后肩挑过大庾岭，到始兴县，再次继续走水路到曲江县，沿北江顺流到广州。江西的饶州(今波阳)，是徽人经商的必经之地。为了运货的需要，徽商在饶州的彭家埠买地建房，专作徽人停泊货船之所。徽人的货船由这里从鄱阳湖驶入赣江，扬帆而南下可直抵大庾岭下。在赣州、南康、南雄一线，为徽商盘运货物的挑夫络绎不绝。所以嘉庆二十二年（1817）蒋攸锬在奏折中就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长年入粤，徽商已经十分熟悉徽州到广州的路途和关卡，尽管如此，长途跋涉，徽道上的艰辛仍然可以想象。

据徽州史志和家谱、族谱等资料记载，徽商涌入粤、闽等地经商做生意，明初就开始形成潮流。歙县江村洪仁辅是明代正德万历年间人，少年读书时，其父就长年在南方经商，“两都八闽奔走无宁日”，洪仁铺稍长，即和其兄跟着父亲经商，“居息八闽”，在珠三角一带发展事业。歙县丰南吴宾阳，先习儒，后业医，正德、万历间“挟微资走江湖，南游百粤”。歙县潭渡人黄谊，嘉靖间“稍长贾于闽、鲁”，“基之以勤俭，参之以筹画，将之以果敢，颇以奇胜”   。而明代嘉靖万历间的程汝概，刚成人就“从父商游”，“尝涉齐鲁燕赵之郊，其后逾瓯越至闽海，历漳泉，与蕃舶贸货而还”。瓯越即今天的广东海南岛一带，漳、泉即今之漳州泉州。明代宣德成化间歙县泽富王氏家族，兄弟父子相率进军闽粤发展事业。王友森“早挟资贸迁于江海，善心计，岁久而致富”，王友标“出游衢闽两浙间”也“久而囊橐充满”，发了大财。王正广则和其弟弟王正室干脆“商居湖广沔阳州景陵县官城村”，以便在南方生意的开展。当然他们在开辟粤闽市场过程中，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王社发“商于湖广”，可能就是生意不顺畅，无颜回乡，“遂不归”  。徽州明代著名文学家汪道昆族祖汪昆生意做得很大，他觉得三个儿子都可以承继自已的事业，于是放手让他们邀游商海，“贾闽、贾吴”，“业駸駸起”  。休宁西门汪起前，10岁就和弟弟“挟箧游湖海间”，先在楚地，后到闽地，“赀稍稍起”，又因为火灾、拖欠、兵乱，资金耗尽，他克勤克俭，最后才打下了天地。他的“伯与叔质剂粤”，也在广东做生意，“日以丰涪”。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道副使汪柏曾把广州、徽州、泉州等地商人组织起来，建立“客纲客纪”，藉以管制对外贸易，足见徽商在广州已经相当活跃了。明末休宁邑前人刘燕“少随父贾粤地”，清代婺源理田李淖然和二兄、两弟皆经商，其“兄经商粤东”，由于诚实可靠，人们都愿意将赀本贷给他们做生意。婺源程启诜弃儒从商，即从父命“随叔”程缙光“往粤”，婺源李章发也是“幼随父贸易粤省”。休宁汪心如“弱冠随父游闽，已解取赢术”。徽商的这种血缘、族缘、地缘特点，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徽商“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象婺源云坵人滕焕然“商于粤，举家悉仰给焉”。所以徽商在经商活动中，也极重族谊、乡谊。婺源查奎在广东做生意，当时，“族有业茶于粤东者”，生意不顺，被行户亏折，资金无法周转陷入困境，查奎立即以一千五百金贷之，助他度过了难关。婺源王锡燮，其族人向其借银五百两到广东做茶叶生意，结果折本，困在广东不能回来，锡燮不仅不再追要借款，而且出资助其还乡。休宁汪可钦，其伯兄在广东做质铺生意，适逢兵乱，典守者乘机卷巨资而逃，汪可钦千里迢迢前往料理，以自已的资金清偿故物。使之解困。婺源李登瀛，“尝业茶往粤东，经赣被盗”，他为了维护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权益，积极向官府控告打官司，并请官方勒石立碑、确保商旅安全，肃清商路匪患。清代婺源官桥人朱文煊在粤经商八年中，“凡徽郡流离不能归者，概给路费十金，士人倍之，每岁不下二百余金”。乡人殁在粤者，也给赀归葬。同乡建安徽会馆，也积极捐输，象朱文煊这样的徽商，并不在少数。

到了清代，徽人在粤、闽经商势头不减，经营的行业和规模也不断扩大。除歙县、休宁徽商之外，许多婺源徽商也更多地进入这一地域。“清初婺源洪庭梅，以“丈夫志在四方”的勇气，“偕姻戚”往闽越楚蜀一带做木材生意，终于做成了大事业。歙县汪前峰，在父亲指导下，随兄行贾，“历楚、蜀、吴、越、闽、粤间”，这些闯荡粤闽的徽骆驼，其艰苦创业的经过，构成了徽商成就事业的生动历史。（婺源）叶上林‘中年贸易岭南’”，“（婺源）龙腾人愈文炳‘重义气，服贾粤东’”，“理田人李文富‘贾广东家稍饶’”，婺源詹添麟“比壮，贾于粤，家道饶裕”，婺源人余启榜“服贾粤沪，赀饶”。在粤、闽经商的徽州人，以贩木、贩茶为主要经营内容。“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婺源“茶为大宗，顾茶唯销于外洋一路”。婺源官桥朱文炜，“家业茶，常往来珠江”，婺源程泰仁“因家食维艰，弃砚就商，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休宁吴有容“货楮山中”，“挟赀游闽、江右间”，是在福建、江西一带做木材生意的徽商。还有婺源潢川人黄世权，“顺治戊子，以厚赀  故交，贩木于闽”。除茶、木业，徽人还有从事冶铁等各种行业的。明代休宁新溪人朱云沾，“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业大饶”“贷诸佣人钱百万”。福建南平之沙县，“铁岭多产铁矿，媒利徽人恒鸠结无赖，动逾千人，鼓铸其间”。徽商在当地雇工开采铁砂，至有千人规模，可见工场不小。(均见方利山《明清徽商在粤闽》)

徽商在南国大地活动最活跃的所在当属广州无疑了。他们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明清时期，茶叶还是一种重要的出口货物。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就是福建武夷山茶和徽州松罗茶。《广东十三行考》云：“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山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据陈椽先生考证“康熙四十一年（1702），英国市面对茶叶急需，在浙江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该公司令船载要装满茶叶，其中分配松萝茶三分之二，圆（珠）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 （《茶叶贸易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91年版），这是松萝茶出口的最早文字依据。相传徽州茶叶向为广州行商所轻视。清朝嘉道时，广东番禺茶商张殿铨曾同徽浙茶商交往其密，建议他们改进制茶技术。后来殿铨在广州城西十三行街开设隆记茶行，专收皖南绿茶，果然受到外商欢迎。“会有中伤之者，避地苏州，日与皖浙茶商稔习，”“皖茶正皮珠雨松萝两种，得通守公发明制法乃倍有名。”从此，皖南绿茶畅销海外，张殿铨本人也成了百万富翁。随着徽州茶叶外销量的增加，徽人贩茶入粤者也越来越多。道光二年（1822），广州发生一场火灾，许多徽商的茶叶化为灰烬。婺源茶商詹世鸾为了资助受灾者还乡的路费，总计用银不下万两。有关徽州茶商在广州业茶的历史记载，在古籍中屡见不鲜。如《歙事闲谈》云“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及广粤，获利颇赊。其茶统名松萝，而松萝实乃休山，匪隶歙境。”   歙县茶商江有科，字静溪，在家乡收购茶叶，加工后运往广州，生意红火，便在广州兴造别墅，另娶房妾，更是其中典型的个案。再如《婺源乡土志?风俗》云“我婺物产，茶为大宗，顾茶唯销于外洋一路。”又《婺源县志》云“詹世鸾，字鸣和，庐源人。资禀雄伟，见义勇为。佐父理旧业，偿夙逋千余金。壬午贾于粤东，关外遭回禄，茶商窘，不得归，多告贷，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这里介绍的詹世鸾就是后来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祖父。还有“程锡庚，尝在广东贷千金，回婺贩茶，一路资给难民，至饶州资尽。”休宁茶商汪镗“去海上业贾，息钱恒倍。”类似记载，在徽州的典籍中不胜枚数。其实徽商到广东贩茶的历史相当长，有的家族甚至世代贩茶广州。徽商行走广东，当地称为"漂广东"、"发洋财"，以致徽州当时流传着一句这样的谚语，“广东贩茶发财，如去河滩拾卵石"，说明经营茶叶获利颇丰而且容易，因此徽州茶商纷纷奔赴广州逐利争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