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逐鹿中原北境

     明代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除了活跃于大江南北而外，黄河两岸及至长城内外也都留有“徽骆驼”们的足迹。

纵横南北大运河便是徽商北上中原和塞北从事商品贩运活动的主要商路。徽商沿运河北上，往来于晋、冀、鲁、豫从事商业活动者很多。譬如在河南，明万历三十五年时，有徽商当铺213家，以一般规模当铺每家30人计，用工就达6000余人。还有许多“徽苏闽浙之人”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和其他货物海运至辽东、山东、淮扬等处销售。

尤其是北京，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 “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杨、苏、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清乾隆时，徽商在北京开当铺、银楼、布店、茶行、茶店的人更多，仅徽人经营小茶店就有数千家。常有一人开设二三号典当铺，北京城中，仅徽商汪箕就开了几十典当铺。清末翰林歙县人许承尧记述道：“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奥，获利颇赊。”（《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谷礼教考》）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茶叶贸易成了徽商经营上仅次于盐业的“巨业”。那时，徽人中已有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正统年间，即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据《歙事闲谭》载，清乾隆时，仅歙县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就有7家，茶商名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北京歙县义园的经费捐款，“则取于茶商为多”。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在北京的经济实力和在北京徽商中的地位。而北京前门著名的“森泰茶庄”，其创始人为安徽歙县杞梓里人王子树。王子树当年怀揣4块银元，从家乡杞梓里步行一个多月来到京城，投靠同乡，居住在北京歙县会馆。在以后的日子里，因为勤奋，王子树积累了一点资金，他有了自己独立的想法，并得到老板的支持。这个时候，王子树在歙县会馆结识了老乡王茂荫，王茂荫是马克思资本论里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在王茂荫的帮助下，王子树在前门创建了日后闻名京城的“森泰茶庄”，并发展了福泰、利泰等分店。还有布业经营：清康熙时，徽商许定五等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场开设日成祥布店。该店从南方字号中提货运往北京发卖，然后把银子利用会票陆续汇往南方偿付货价。其中有一次汇兑的银子就达三千两，足够偿付六七千匹色布的货价。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

有些徽商还经华北远赴辽东和甘肃等地从事商业活动。如明末的程次公率其子弟“转毂”于“河西”；周广“遨游大同、甘肃，输边为巨商”；汪应选行贾远走，“足迹遍蓟门、辽左”。   《辽阳海神传》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正德年间，徽人程宰远赴东北辽阳经商，因为经商不利而穷困潦倒。就在程宰灰心丧气、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不期而至，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与程宰春风一度。第二天，程宰容光焕发，时来运转。其实，这位神秘女子并非普通人，她是海神，辽阳海神。从此，程宰在辽阳海神的启示下，从事囤积居奇。正德十四年夏，有人贩药至辽阳，在其他药材脱手后，仅剩黄柏、大黄各千余斤无人收购，竟欲弃之而去。程宰便用自己的10余两银子，将二药全部买下。数日后，辽阳疫苈流行，急需黄柏、大黄治病。二药供不应求，价格猛涨。程宰急将二药抛售出去，连本带利共得纹银500余两。又有荆州商人贩运彩缎入辽，不幸彩缎在途中受潮，发霉生斑，难以销售。程宰遂以纹银500两乘贱购得彩缎400疋，一个多月后，宸濠在江西起兵造反，朝廷急调辽兵平叛。出征的队伍急需赶制军服旗帜，以便及时开拔，一时间，帛价大涨。程宰所囤积的彩缎竟获3倍之价。次年秋，有苏州商人贩布入辽，其布大部分已经脱手，仅余粗布6000疋无人问津，便以低价卖给程宰。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驾崩”，天下官民皆需服丧，粗布遂成紧俏商品。程宰用银千两买得的粗布，一下子就卖得纹银四千余两。他就如此这般地翻来覆去，竟然在短短的四五年内，由一个本钱不过10余两银子的小商人一跃而为腰缠数万的大富商。（明·蔡羽《辽阳海神传》）这则故事从一个侧面构成了徽商踏足东北远地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