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经略运河沿线

徽商北上的重要通道------徽扬古道在徽商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这条徽商外出的一条重要水路就是由徽商故里绩溪、歙县经徽水河北上到泾县，转青弋江顺流而下到芜湖，而汇入长江，沿江而下至镇江，溯京杭大运河而上至扬州，而后继续北上到北京。

扬州地处我国南北交通枢纽，为四方财源、货物集散地。 从古代到明清，扬州的繁荣离不开盐利和盐政：“盐筴之利，邦赋攸赖”。 扬州在盐政、漕政、河政中的地位相当凸显。“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筴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剧” 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扬州是两淮盐业的经营中心，也是徽州盐商最集中的地方：“商之地，海内无不至，以业盐于两淮为著”。行商在外的徽州人，虽然遍布各地，但是以在两淮的盐商为最多，也最出名。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由于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十六世纪是徽商涌入扬州的时代,徽商日益起主要作用，至十七、十八世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了。在明末扬州的商界，客籍商人几占九五成，其中徽人居大多数。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两淮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乃至百万，且以“盐筴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两淮盐商以徽商为主体。明万历《歙志》在概括徽人商业活动的情形时说：“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而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筴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清道光十年（1830）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中，可以说是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当时在扬州从事盐业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徽商就有黄、汪、吴、江、程、徐、郑、曹、宋、鲍、叶等诸多家族。“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陈去病《五石脂》)譬如许氏盐商祖籍徽州歙县，清初由许村移民至扬州。第一代祖先许仁寿来扬州时几乎身无分文，以卖徽州饼为生。待到稍有积蓄以后，便做起了盐业生意，旗号叫做“谦益永”。许家真正兴旺起来，是在来扬州后的第三代。据说，当时许家利用清廷珍妃的关系，得到在兴化、泰州、东台三地经营盐业的专利，因而迅速发家。扬州人曾以“东宫”、“西宫”来戏称许家宅子，可见一时显赫。那些徽商们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整个清代扬州的盐商，大多来自江南徽州，从明嘉靖至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80名大盐商中，徽州商人就占60名。故此民国时人陈去病在《五石脂》里断论云：“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徽商的活动催生了整个扬州的繁荣：首先徽商有力地推动了扬州的园林建设、水陆交通设施建设及城乡建设。扬州园林多为徽人所建，淮安河下的园亭，据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记其有65例，而仅徽商程氏所建的就占约三分之一。潜口盐商汪应庚捐资修建大明寺、平山堂、蜀冈之上万松岭，至今尚能见到汪应庚亲笔题写的“淮东第一观”、“天下第五泉”字迹。 “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徽州歙籍大盐商江春为迎接乾隆南巡，两次在自家所建的康山草堂别墅接驾乾隆皇帝，除建有康山草堂外，还有江园（乾隆赐名净香园）、深庄、东园等，在清代扬州盐商中，江春是拥有园林最多的一个。《扬州画舫录》记载：“黄氏本徽州歙县潭渡人，寓居扬州，兄弟四人，以盐筴起家，俗有‘四元宝’之称。”这“四元宝”便是黄履晟、黄履暹、黄履灵、黄履昂四兄弟。瘦西湖“虹桥”的修造者是黄履昂，黄履暹的“四桥烟雨”，乾隆皇帝游览后赐名为“趣园”。而黄履晟家有“易园”，黄履昂家有“别园”。 扬州东关街，有个园、“丛书楼”。“丛书楼”的主人是清代徽州祁门盐商马氏兄弟，即马曰琯、马曰璐，时称“扬州二马”。 其次，徽商们还积极投入扬州的文化教育方面的社会公益事业,“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文化艺术的持续投入使得扬州文学、艺术结出了累累硕果，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书院、扬州画舫也因此空前兴盛。除了维修文庙,兴办书院,开办义学之外，侨寓扬州的徽州盐商还以其资力从事学术活动，延揽学者，招募宾客，进行学术研讨和文艺，搜集图书和编辑出版，一如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其中的祁门盐商马曰琯、马曰璐于清雍正十二年独家在扬州建梅花书院。 乾隆初年，充任两淮总商的徽州盐商汪应庚捐5万余金重建江甘学宫，又以13000金购腴田1500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此外，徽商们又大力举办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如汪文德，先世休宁人，家于扬州的江都，1640年岁饥，“捐赀倡赈，多所存活”。黄家佩，歙县人，徙居江都，“居货而能施”，大水成灾，多方设赈，救活人甚多。徐璟庆，先世歙人，久家于扬，“慷慨好义，挥万金无德色，兴义学，修宗祠，助婚丧，及恤贫乏，先后所废巨万，常若不足。”其妻方氏，与他同心，助其行善。汪煜，先世歙县人，仪征籍，“乐善好施，有‘善人’称。”其子梦桂，举人，有父风，乡里中有贫不能婚嫁的，如个人无力资助，则集合同道，共同设法补助，对贫困寡妇尤加同情，“笔耕所入，半为周恤之用。”等等，不必胪陈。（乾隆《江都县志》卷32《人物．尚义》、嘉庆《江都县续志》卷6《人物》）在清朝雍正九年，海啸、洪灾不断，灾后又流行疫病，汪应庚设药局施医药，救治灾民九万余人；乾隆三年，两淮大旱，汪应庚捐赈银4万余两，又设八个粥厂，救济一个月，接济灾民十万人。乾隆五年，淮南水灾，汪应庚赈银6万两，再设粥厂，救济灾民十万余人。这也反映出徽商在扬州的深刻影响。

 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也是当时重要商运路线，徽商沿运河北上贸易者很多，最活跃的还是棉布贩运商，他们通过运河把江南棉布运往北方销售。当时运河一线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临清等处，都有许多徽州布商从事贩运活动。苏北淮安地近运河、淮河交汇之处，而这里“布帛盐鹾诸利薮，则晋徽侨寓者负之而趋矣”。 河下镇位于淮安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当时，淮北食盐在坨地集中后大都由运盐河转入长江、淮河，然后分发转运至安徽、河南、湖北及苏南各地销售。当时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经淮安年运销正纲盐达140余万引，有“天下盐利淮为大”一说。而地处运河咽喉的山东临清，更是徽商最活跃之处，明末临清有典当质铺百余家，全是徽商占籍。这固然又是“无徽不成镇”的一个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