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闯阵太湖流域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一向活跃的太湖流域也是徽州商帮搏击商海的重要舞台。

苏州是明清时期东南著名商品集散中心，为“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乃商贾通贩要津”，当时“阊胥两门夙称万商云集，客货到埠，均投行出售”，“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与西汇之木牌，云委山积”。阊门被誉为“天下第一码头”，还有“吴丝衣天下”之说。大量的商人，纷纷携带巨资，聚集到了苏州。这其中，徽商最为活跃。苏州一直是徽商活动的重要地方，而且很多徽商就是从苏州开始发迹的。他们大多出身贫寒，但是个个吃苦耐劳。有的是依靠夫人的嫁妆首饰作为原始资本，有的靠典当赖以栖身，有的甚至是几个人合凑几十两银子一起闯荡，三九严寒身着单衣却不舍得买碗酒热热身，三伏酷暑依然当街叫卖。早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徽商就已经崛起。徽商很早就融入了苏州商业圈，他们以经营典当、丝绸、盐、木、米粮、饮食等行业为主，产业规模十分庞大。

在苏州的布米茶木及丝绸与颜料等行业中，徽商都举足轻重，特别是有色布，徽商所产青蓝布运销全国。清代在苏州开设色布字号的徽商都在附近市镇上开设布庄，自行收布。康熙时，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他暗中贿赂缝工为他的产品作宣传，益美的声誉大起，一年之内售布竟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货。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仅苏州城内81家布庄号中，属徽州汪、程二姓开设的就有30多家之多，还有徽州朱姓、金姓、吴姓等开设的布号，占据了大多数。当时徽商经营的汪益美布号“计一年销布约百万疋”，“增息二十万贯”，以致控制用军服布和边境贸布，一直到输向西方。如1812年东印度公司记载输入二十万疋中，两万疋运去英国，一时苏布名盖四方。汪益美布号，几百年长盛不衰，是江南地区一个最重要的布号。雍正乾隆之交，徽商在苏州经营踹布业规模亦不小，有字号45家，踹坊450余处，踹匠10900余人，踹匠都是来自大江南北及福建等地的单身游民。可以推断，鼎盛于明清数百年的“钻天洞庭遍地徽”，创造了无数就业岗位。而经营米业也是徽商的强项之一。明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诚然，徽商还经营茶木：明清时期的苏州繁华地带山塘街，有一条街巷，名叫“杨安浜”，杨安浜里聚集了大大小小数十家茶叶厂，规模10人至20人不等，经营者全是徽州商人。“汪瑞裕茶庄”店主汪瑞裕就来自安徽歙县。苏州的徽州木商主要活动地区则在西汇和枫桥等地。据记载清康熙九年时就有木商6家、木牙9家。至乾隆三年发展到木商94家、木牙5家。及至道光年间，徽州木商已经在西汇设有大兴会馆。后来虽经太平天国兵燹，至同治四年仍有木商51家。可见徽商在苏州经营木业之兴旺。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沿着阊门一直向西到大运河边的寒山寺，将近20里的大街，两边商铺林立，是苏州商业的中心。当时整个苏州的格局，东边是手工业区，城西是商业区，在这个商业区里面，来来往往，声音最为洪亮的当属徽州商人。

徽商对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的建设也很突出。徽商云集这些市镇，开店设铺，拓街建房，修桥铺路（譬如明朝正德年间，祁门富商汪琼曾捐资治理苏州阊门外的河道，以便交通；清乾隆十三年的时候，苏州阊门外越运河的渡僧桥，因遭火灾而倾坏，致使交通受阻，当年就有8家布商捐资修复，而这8家之中就有6家是徽人）、造亭楼、建园林、置会馆（譬如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20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辟码头等，这些都直接地推动市镇建设的发展，使之更具规模，更具都市化，更为繁华。清乾隆时，绩溪商人王泰邦在江苏省苏州府昆山的周庄创设商业。后人称颂王泰邦：“我祖泰邦公，作贾在吴中。设市周庄镇，居然端木风。春季市茶叶，冬季海货通。”王泰邦在周庄镇，“创设商业，经营筹划”，得心应手，春季卖茶叶，冬天贩海鲜，因地设市，应时经营“获利颇丰”，他还“推广营业，扶植后进”，支持了许多徽商来这里发展,对周庄镇的发展贡献巨大。明代文坛大家王世贞也有一段描述徽商引领消费新潮流的文字：“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苏州能够引领全国的消费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也是因为有徽商的推波助澜。

江苏吴江县的盛泽镇在明初本来是一个五六十家并不繁华的小村庄，许多徽商纷纷在这里驻足做生意。徽商先是染指丝绸交易，嘉靖年间，盛泽已是“锦绫为市”(已是百多家的小市)，明末发展绫绸业，约有千百余家。晚明以后，徽商大量移居盛泽地区，如万历时、郑培祚、郑培祉、昆仲以及徽商四大家族之一的汪氏家族，他们纷至沓来，不甘落后。至清康熙竟然达到“居民万有余家”的规模，号称“蕃阜气象诸镇推为第一”。其中徽商功不可没。清嘉庆、道光时盛泽镇建徽宁会馆（同相邻的宁国府属邑合办）有房产、田产、义家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仅会馆建筑就造了20多年，规模宏大。徽宁会馆董事会中，董事55位，徽商就占了45名董事席位，其中仅歙县董事就有18人。由于徽商和各地商人群集盛泽，这里很快成为热闹繁华的一方集镇。镇上的市镇建设，假如离开徽商的投资(会馆公产投资、私产投资、公益投资)，盛泽镇不可能达到“蕃阜气象诸镇推为第一”的规模。据载   “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都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到清中期“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之减色矣。”再降至清咸丰时遭逢兵燹之灾，“商旅裹足，机户失业，麋集于市，”更是一派萧条。由此可见该镇纺织业一度发达或沉寂均有赖“商客之盛衰”，这样“无徽不成镇（市）”的民谚又获得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脚注。可见徽商当时在苏州的地位和名声有多显赫。

事实上，无锡、常州、泰州等市镇，也都是徽商经商的重要区域。譬如在那些地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谓之“花布行”。所以徽商把无锡视为利薮，称之为“布马头”。清初婺源江正迎经商无锡，“人有贫乏者，尝不惜倒囊以济”。在常州等地也有许多徽州布商开设的字号。他们染色技术极精，又能选用上等的布料和颜料，所以染出的布鲜妍可爱，色泽宜人。他们为了提高信誉，扩大销路，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以防假冒。清代后期率先兴办“胡仁泰布号” 和汪怡兴色布号“的胡朗甫、汪锦咸，即是在常州的徽州布商的代表。常州自明中叶就成为苏南的木材集散中心，徽州婺源木商就在那里贩运木材，最早开设的有屠源丰木行。据常州屠氏宗祠石碑刻写记载：清嘉庆5年（1800年）共有司贴官牙56户，多为屠氏所开，达到数十家，已经遍布武进、阳湖二县。“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据传日进斗金，致使该木行所在地“沟巷”被改名为“斗巷”，屠家于是成为巨商（其上代原是徽州婺帮山客，早年因为替朝廷采办木材皇家官差有功，所以由户部签发部贴，便在常州独立经营木业），雄霸常州木业一二百年之久。至于泰州，清乾隆年间，歙县汪秉建等徽商就经商于此地；道光年间，12岁的绩溪大坑口人胡沇源到江苏东台茶叶店当学徒，他生性敦厚，为人诚实，办事勤敏，习商刻苦，积累了一些创业资本，随后与同乡合伙在泰兴开设了裕泰和茶号，几经周折，胡沇源苦心经营，以货丰价廉取信于顾客，店业兴隆，业务大展。其子胡树铭在咸、同战乱间随父经营茶业。同治初胡沇源又开设“胡源泰茶号”，胡树铭承父业，讲究信誉，注重商德，生意历数十年兴隆不衰，成为当地茶业界名噪苏北的佼佼者。胡树铭三子：胡炳文、胡炳华、胡炳衡中秀才以后，均承祖业习商营茶，炳衡、炳华并发起倡立“新安会馆”。 置房十余间，地十余亩，兴建新安公墓一处。在艰难的商途苦战中，他们于民国六年又在泰州东大街增开“胡震泰”茶号。后来，胡沇源的孙辈妯娌们遵祖遗训，处变不惊，苦度难关，支撑祖业，到其曾孙胡增麟、胡增鑫、胡增玉，茶号业务再次振兴。而在姜堰也有徽商建立新安会馆，那里的徽骆驼们一般从事茶叶、油漆、颜料、鞭炮等，据载居泰业茶的还有洪姓徽商，经营盐业的则有许、吕、汪诸姓，经营布业的有江姓，经营香业的有姚姓等。据说，当时许家利用清廷珍妃的关系，得到在兴化、泰州、东台三地经营盐业的专利，因而迅速发家。